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偃武修文"呼声高涨.在地方政治层面,"文治"倾向表现明显.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恢复"文治".不过,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阈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军阀标榜"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与北方形成对照,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     

以“反赤化”的名义:北京政府后期奉直等系军阀的军事行动

"赤化"的符号最初指向改组前后的国民党.1925年底,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以"反赤化"的名义率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此后,奉、直等系军阀越来越多地应用此一旗帜为自身的军事政治行动正名.奉直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反赤"景象高涨.1926年夏蒋介石兴师北伐之后,"反赤"主要针对的已经是南方国民革命军,此时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并称"南北二赤".北伐军攻入武汉之后, "反赤"局面开始逆转.蒋介石"清党"之后,"反赤"旗帜的针对性逐渐失效.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赤"的主要对象.     

历史发展的“正-反-合”逻辑——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

中国传统政治中重文轻武的观念以及军队从属国家的制度建构,在近代逐渐为尚武精神和军阀的私人武装取代。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民心厌战,文治主义呼声高涨,南方以文治政府的政治包装和＂党军＂的军队建制乃至＂国军＂的未来期许,最终赢得了对北方的战争。其间致变因素错综复杂,但基本的发展逻辑,却与黑格尔哲学＂三段式＂即事物呈＂正-反-合＂的变化轨迹大致吻合。     

苏俄与孙中山对植入党军体制的认知分析

1920年代前期,布尔什维克极力向国民党输出党军体制。这既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务及军事工作中的各种暗斑而开列的药方;也暗含着借助政治工作,以中共党人为先锋,赤化国民党军队的单方构想。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决定引入党军体制,既是为了自我救赎,也含有以"夷"制"夷"、溶"共"于"国"的一厢情愿。饱经政治风霜的孙中山,自引入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党军体制之始,即已为日后国民党的建军模式由师俄转向师德,预留了伏笔。国民党因师俄而萌生的党军体制,引入之初就孕育着变异与转向的另类种子。     

周恩来赴黄埔前的“军阀”话语应用——以《周恩来早期文集》为例

近代"军阀"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至大革命时期,获得"市民权",并成为建设黄埔党军的理论武器。作为黄埔军校政工制度的实际开创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曾在军校政治教育和革命工作中大量应用了"军阀"话语。然而,从"军阀"话语应用的视角透视早期共产党人建军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仍显不足。梳理周恩来早期的"军阀"话语应用,可以发现,黄埔时期的革命实践是对其早期军阀话语应用的继承和发展。     

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

孙中山晚年师法苏俄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师法苏俄模式建军。孙中山建军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主义建军 ,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以党治军 ,建立党代表制度 ;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三个方面。在实践上主要表现在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骨干 ,成立党军 ;按照黄埔党军的模式改造旧军队 ,使之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两个方面。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 ,在国民党建军史上乃至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作为国共合作的结晶,孙中山功不可没。随着192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盛,“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的目标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积极参加这场革命,为配合北伐战争,完成国民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的政治演出——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由于各种党政势力的介入,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在北伐战争的风云变幻时期,汉口民众乐园作为城市文娱中心,却因为时代的需求而主要扮演着政治空间的角色,在其间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演出,以达致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的效果。不同阶段,汉口民众乐园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它是国共两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的阵地;在国民党一党"继续北伐"时期,其俨然国民党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北伐战争后,它则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使得都市文娱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与工具性。     

论宁汉战争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已经夺取北伐胜利果实的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国南方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即使还面临北方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两大武装集团的严重威胁,却丝毫不放松争夺权力的斗争,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方面和南京方面分别以国民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新时期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研究述评

20世纪复杂的思想史、伦理史、儒学研究史与"打倒孔家店"密切相关,而文化精英们相应的各种阐释,使透视新文化运动变得非常艰难。仔细考察新时期以来学界研究"打倒孔家店"的成果,可以发现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它当成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但学者们的立场大致有以下三种:肯定"口号"及其正面价值型;肯定"口号"但否认其正面价值型;否定"口号"但仅只部分肯定其正面价值型,而这与该词组中"倒"字暗示的含义密切相关。其实,从80年代开始,学者们已从其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者和诞生过程以及其是否代表新文化运动的主潮两个方面对这一"口号"进行了质疑。此外,学者们重返五四批孔的历史语境,对新文化运动批孔真相进行的呈现、梳理,以及他们对文学界之于思想界反孔非儒运动的呼应状态进行的分析,推动了对"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研究。     

民初舆论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追问与探索

民初舆论对军阀现象成因的追问和探讨,一是从军阀自身的角度,有军阀历史裂变说、军阀私心私欲说,以及军阀间相互利用与平衡消长而致衍生说;二是从人民的角度,有人民未尽主人之责说、未养成自治能力说和受专制压迫太久无能力立即做主人说;三是从革命不彻底的角度,有清遗留专制官僚武人继续掌权说、辛亥革命早熟说、未集中革命力量予以消灭说;四是从特定国内外环境的角度,有内外多重经济因素交逼形成说、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交互导致说和国际帝国主义栽培维持说等。社会舆论之所以纷纷探讨军阀"成因",是因为军阀乱象表明国家和社会出了大问题。只有知道军阀的"病因"才能"药到病除",才能真正把军阀打倒。这是"五四"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反军阀"思想讨论至关重要的一环。     

晋桂军阀异同论

晋桂军阀是民国史上两个重要的国民党新军阀派系。晋桂军阀歧同并存,共性大于差异。其共同点实际反映出他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的一些基本特征,亦体现了旧中国军阀专政年代社会的现实;而不同点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两派军阀首领的个性以及晋桂的地域特色,折射出民国时代国民党各派系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异。     

从期望到绝望：舆论视野中的编遣运动——以《大公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期北伐之后,裁兵编遣问题被提上9-程。作为当时社会舆论代表,《大公报》积极参与裁兵问题的讨论。发表大量“社评”,分析裁兵编遣的必要性,提出裁兵编遣的方法原则,并表现了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国民党裁兵编遣运动从期望到绝望的态度变化。     

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后,毅然坚定地改组了国民党,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东征及北伐进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使中国革命大大推进,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孙中山不断适应时代潮流前进,追求真理的革命家气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一些探讨,于今天祖国统一大业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民党军队内部权力博弈与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

中央红军"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结果。因蒋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国民党地方军承担了"追剿"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湘、黔、桂三省负责"剿共"的地方军阀在蒋介石和红军的双重压力下,自知实力有限,故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战果。虽然蒋介石在通道会议前便已对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可能性做了分析和应对计划,但地方军阀从各自利益出发,并未依照计划集中部署优势兵力。最终,黔东南地区出现国民党防守空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由此转入国民党军力相对薄弱的贵州黎平地境,争取了战斗主动权。     

怀疑主义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双重身份

在《精神现象学》中,怀疑主义展现出"方法-形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展现为"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并且被规定为精神现象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展现为意识经验的形态之一,在"自我意识"中登场,介于"斯多葛主义"和"苦恼的意识"之间。阐明精神现象学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就可以看出,"自身实现着的怀疑主义",即辩证法,如何扬弃作为意识经验的环节之一的怀疑主义,黑格尔也由此实现了对怀疑主义的双重扬弃。     

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应用

北伐前后,政治宣传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了军事对抗当中,“师出有名”成为战争发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南方的国共两党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逐渐形成了一套阐释自身军政行为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并将其简化为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利用这一有效“载体”,作为宣传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敌手的重要手段.作为对立面的直、奉、皖等系亦不甘人后,也纷纷推出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口号的大规模使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但急遽演变的时局迅速陷入了口号狂热之中,政治口号的应用面临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与难题,国共两党有意识地对口号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新道统思潮.其本质,是国民党的党化主义政治宣传.所谓新道统,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树立三民主义思想道统,是国民党人从2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政治策略,抗战爆发以后,愈益加紧实行.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责备"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大会宣言表示:"中国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谕,自有三民主义最高信仰,惟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决不曲意诡随,以自丧其所守".大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呼吁"捐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