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莫里斯符号学的意义观

美国行为语义学家莫里斯明确提出了符号学三大分野:语义学(semantics),语构学(syntac-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还进一步把语言符号的意义分为三大类:所指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符号的总体意义。莫里斯这一意义观的研究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意义则更加深远。     

让人眼花缭乱的符号象征——浅谈民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

本文通过运用语言学中有关符号学的原理解读民俗符号.从符号学观点看,民俗具有显明的符号功能,它以鲜活的形式承载着大量的人类文化信息.本文分成四大部分展开,首先谈语言学中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然后再谈符号学观照下的民俗文化,接着细化到民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最后由于民俗符号十分丰富复杂,所以选择了一个婚俗中筷子的例子进行分析尝试.     

企业文化符号传播的功能探讨

企业文化是当前企业界一个比较热门和时髦的词汇,以标榜企业的管理素养和文化品质.学界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很少有人从符号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企业文化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文章以符号学为理论工具,系统阐释了企业文化功能符号与符号功能的区别.并对企业文化符号的意义功能和现实功能进行了深入解析.     

动画文化:动画形象的符号学研究

动画文化的精髓通过动画形象集中体现,动画形象是典型的文化符号文本。本文通过梳理世界动画文化理论,指出应在批判性的动画理论基础上,建构实践性研究,为动画理论研究开创一个新层面。导入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从符号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切入研究动画文化和动画形象,可以探究动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动画形象的符号意义,也可为当前的动画实践导向。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例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种新范型,它的初创成功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场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科学革命,以致二者之间不再存在"共同语言"。中国文化语言学又是从中国现代语言学中脱胎而来,以致二者之间又构成复杂的扬弃关系。本文从汉语语法观、词论、句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清理并显示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间的扬弃关系,论证了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研究方法、治学范型与汉语汉字不可调和之文化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分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学者之所以能够初步实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的原因,指出了继续扬弃中国现代语言学于中国文化语言学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符号论艺术观哲学基础探赜

符号学的发展和应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文艺符号学是当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这一流派形成了两大潮流:卡西尔-朗格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前者的基础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后者的基础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结构语言学。卡西尔的哲学是一种批判的文化哲学,故卡西尔-朗格理论并不在艺术范围内寻找艺术本体,而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格局中界定艺术。     

文本结构·符号模拟·文化互译——尤里·洛特曼的核心命题三则

一代人文大师尤里·洛特曼的理论建树十分丰厚。我们在这里且对洛特曼在文学学、符号学、文化学领域三个核心命题略作梳理。“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之互动共生”可谓洛特曼理论大厦的主轴,“语言的派生与符号的模拟”与“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互动与互译”堪称这一大厦的两翼。文本—符号—文化乃洛特曼理论建构的核心话语。文本结构、符号结构、文化结构确乎是洛特曼理论建构的中枢。探讨文本意义—符号意义—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应是洛特曼毕生倾心的学术旨趣。     

隐喻与反讽间的张力——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草根平民化色彩,因其模仿与抄袭的界限不清而颇受争议.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山寨文化的特质、其"搞笑"效果的成因及其与创新行为的关联,证明山寨是一种模仿与反叛并置的文化符号.在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规约中,它以隐喻的方式实现模仿,又通过反讽体现自身特有的差异化效果,在隐喻与反讽的张力问进行自我的表达.     

符号学的记忆科学探索

文化的涵义意味着一组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方法,尤其是约定俗成且根植于人大脑之中的涵义.文化符号学用到了符号的概念和符号的系统,并对此过程加以概念化,例如“记忆”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大脑的自然产物,但却没有被质问,文化符号为什么和怎么样以持久的姿态在影响着人类的行为.的确,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符号学已经获得了共时性的描述.动态的模型是针对符号的动作属性(例如指号过程、对话主义、逻辑辩证)而被提出,同时也包含了这些属性所得出的文化转变和文化多元性.然而,这些模型一直以来都非常抽象,并与大脑的实际处理过程脱轨,尤其是这些模型假设了这个过程已经包含了文化的出现、维护和转型的现象.符号学术语为各种文化事物和进程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表征,但是这些术语概念的哲学源头却限制了其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界面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认知神经科学在记忆研究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符号学如果要发展,就必须从哲学和语言学的概念领域中脱离出来,而转向一个生物和进化的模型.     

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西方人类语言学

本文通过对西方人类语言学产生、发展过程的评述，归结出了其缘起逻辑、理论基座与理论核心并相较于中国文化语言学，剖析了二者的本质差异，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既不是西方人类语言学也不是对它的简单模仿，再次论证了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语言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融汇贯通了２０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研究对语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探索汉语汉字的文化真谛和中华文化的语言本质而构建起来的学术新范型。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问题意识、 关系思维和语言自觉

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学派.在其30年充满论争的发展中,文化语言学逐渐显示出以问题意识为缘起的中国特征,以二元关系思维为基础的中国模式,以语言自觉为视角的中国意识.     

诗文化的意义向度——“工作诗学”初探

缺失工作世界核心价值意义是当今诗歌、诗文化的主要症候,其表征之一就是追求离奇语言的形式主义倾向。工作诗学即主体化诗学是以工作世界为核心范式和价值取向的诗文化理论,是走进工作世界的诗文化哲学。工作诗学认为:诗文化、诗歌的意义是生活世界总体或共同体意义,本质是工作世界意义;是作者与读者、欣赏者对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共同经验、理解和建构,是作者与读者、欣赏者的共同创作。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问题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是文化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误读往往是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是跨文化交际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与文学批评的对象。在跨文化视域下,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入手,阐释文化误读、文化宽容的文化内涵,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哲学、语言学与文学维度深入透视,为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自媒体:网络话语与文化信码

"自媒体"的问世,将普通大众争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的诉求变成了现实,标志着文化权力的转换,但同时也引发了公信力不强、可信度低迷等遭人诟病之处。人们要通过自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必须采用同一个表达系统,形成一套通用的"信码"。信码—编码—解码,构成了网络话语的完整程序,只有建立在信码基础上的网络话语才是有意义的。然而"信码"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符号学的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信码是由诸多文化因素共同搭建的一个平台,它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它是未完成的、无限开放的,它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自媒体不仅必须恪守语言信码,而且必须恪守种种文化信码,才能有效地运作,也才能行之有效地确立自媒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而推动自媒体不断得到提升、逐步走向成熟。     

皮尔士对于心理主义的符号学批判及其实用主义效应

反心理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主张,皮尔士是这一主张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心理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其主要观点是:思维不可能从没有前提处开始;内在直观并不是自明的;不存在非符号化的思想等。皮尔士的这些观点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有着广泛的共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也在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光大。     

符号学的一个世纪: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

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符号泛滥,整个社会生活高度符号化,符号消费者成为人的主要社会角色。因此,中国学界乃至世界学界,不得不加强符号学研究,提高符号学在整个批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幸运的是,现代符号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相当精密的学科。符号学有过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历经过四种重要模式,索绪尔、皮尔斯、卡西尔、巴赫金都提出了有重大意义的系统符号学理论,但是他们的模式都暴露出片面性。因此,当今符号学一面要解决许多至今尚未有结论的问题,一面在寻找更加适用的模式,那很可能是批评理论四大学科间的融合以及符号学理论与门类符号学结合。     

符号学视野中的阳明心学“格物”说

"格物"是儒家传统中流露出的对经验事实的亲近态度,从中可以梳理出关于感知、符号与意义的讨论。以"格物"一说为起点,可以寻找到阳明心学与符号学交流的起点。符号学本身旨在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研究意义的基本方法,作为一切人文学科之公分母,其核心关注点之一就是意义问题,赵毅衡在《符号学即意义学》一文中指出人生存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追寻意义卡西尔将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从符号中读取意义的能力,已经根植于人类的文化基因之中[1],但是,符号化过程本身的起源却是一个牵扯哲学与符号学的复杂问题,符号学在意义问题上的执着使之与同样关注意义的中国哲学传统不无对话之可能。     

符号的任意性及其文化承载

符号任意性一直是语言学和符号学争论的热点话题,随着象似性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对理据的追寻,符号任意性越来越受到学界诟病.文章在充分占有前人对任意性批判的基础上,分析索绪尔任意性的基础,并指出任意性的本质是约定性,任何理据性都必须受任意性选择和约定性的规定.文章同时论证,正是符号的任意性保证了文化的丰富性和符号文化传承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