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模式与解释框架——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和谐社会并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能够找到对应通道进行理性沟通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通道则群体性事件就极易发生,并容易导致势态难以控制,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更可能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本文以社会学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详细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行为模式,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当前群体性事件总体判断的解决路径。     

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研究个体参与群体事件的影响因素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个体是否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来表征感知到的不公平,结合个体身边发生的抗议或反抗性群体性事件,从经验上估计了感知的不公平对参与群体事件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曾遭遇不公对待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即便考虑不同参与程度,并控制一系列潜在影响因素,上述结果也稳健可靠。还发现,个体的户籍、与群体事件的利害关系、对他人体制外维权的态度、群体事件针对的是否是国家,都会显著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并且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对个体参与群体事件概率的影响程度因人而异,对社会中层、下层、低学历、农村户籍等人口群体影响更大。上述结果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一般规律之探讨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且行为、方式趋向激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危害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已成为新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前，加强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从根本上减少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维护社会的安定，促进...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最新发展态势、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海南感城、湖北石首、吉林通化等地相继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不良社会政治影响,事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分析总结.     

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处置

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各地和广东的社会治安稳定局面,鉴于此,中央和省委多次部署对此开展积极预防与依法应对之策的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条件使得这一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带有特定的普遍性特征。我们选择此地区为课题调研的背景,旨在从该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找出共性原因,并针对此提出积极预防与依法应对的有效方法,以期为构建和谐广东尽绵薄之力。     

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定性模拟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对于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综合国内外有关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研究成果,基于定性模拟技术理论,对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进行了定性模拟,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出发,得到了比较接近社会实际情况的模拟结果.且研究结果表明,诱因事件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会导致次生事件的发生,政府对网络传播互动、谣言或不实信息产生与传播的控制和舆论引导能有效干预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应急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小事件演化成大危机"是目前我国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共同特征,这一现象在表明群体性事件具有特定的发展演化机理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揭示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特征,并构建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群体性事件应急能力和提升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水平提供依据和借鉴。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断链防控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演化具有明显的链式传承效应,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矛盾或诉求、信息传播、群体规模结构、行动与后果等载体在性态、量级和时空上的增大、扩散和升级.通过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理论框架,揭示群体性事件内在的、规律性的链式机理,指明实施断链防控治理的关键举措,有助于避免爆发更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其发生原因而言,群体性事件的加剧,有着历史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的诸多根源。群体性事件固然有社会危害的一面,也有其客观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治理对策是否得当。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探讨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以其爆发的高频率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日益受到大众的关注。该问题的产生与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不当处置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本文以近期发生的湖北省＂石首事件＂为例,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浅谈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矛盾特殊表现形式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上升,规模日趋扩大,范围不断扩展,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标志性群体性事件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总结,对于有效预防和成功处置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从压制到回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压制型治理是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之实然模式,其存在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回应型治理能有效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从制度的构建对回应型模式进行研究,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是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回应型模式构建之关键,主要有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革新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生态责任问责制等。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当前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报道是我国新闻界近年来展开的一个新兴报道领域。本文主要对2008年以来的群体性事件报道作了回顾与反思,分析了群体性事件报道存在的局限及其原因,提出了改进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努力方向。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与诱因分析——以浦东新区动迁中的问题与矛盾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浦东因动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组织化程度趋强、外部多种力量插手、抵抗行为增多。新时期浦东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利益失衡情况下的政府与社会博弈中,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在外部力量加入下导致问题严重程度加深。因此,基层政府需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研究和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防范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试析新媒体语境下虚实交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应对措施——以启东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断增多,形式也日趋多样,其中就包括了虚实交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以启东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的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总结出"意见领袖"、"媒体责任"、"政务信息管理"、"舆论场"与"群体极化"五个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正向系统反馈与因果循环是该类事件的发生机理,并以此提出四点应对举措。     

群体性事件引发根源探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态势,由于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针对表象研究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深入分析产生的根源才能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势头。在此从群体性事件的外部特征入手,层层分析,揭示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本质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它对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积极作用。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