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祛魅"和"复魅"的庄子生态审美观

庄子的美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先秦时期。诸子们开始挣脱原始的巫术或宗教观的束缚和制约,在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放射出人文理性觉醒的光辉,这说明庄子的生态审美观正处于我国早期的“祛魅”时代,但是这种时代的觉醒却并非现代科学理性的觉醒,他们的觉醒仍然是有限度的。更何况庄子一再坚持回归原生态社会和逍遥游,决定了其思想中仍含有强烈的“复魅”因素。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世界的复魅: 试论审美经验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持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认为自然可以还原为一组相互分离和独立的要素或者粒子,自然就是由这些要素之间的机械作用所构成的,其结果是“世界的祛魅”(马克斯·韦伯语)。后现代的生态学思想则视自然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自然既不是一个有待人类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片毫无生机的荒原,而是一座有待人类照料、关心和爱护的花园,其结果则是“世界的复魅”。在这一生态学视域之下,审美领域遂出现意义重大的转向:自然的审美特性不仅在于其形式特征以及对于人类本质力量的映现,更在于其自身作为不断进化的有机体所蕴涵的生命活力,由此出发,近代美学把自然美置于艺术美之下的信条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与此相应,审美活动也不再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感性认识活动,而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平等的相互交流。     

“祛魅”与“复魅”之间--论“道统”与“政统”纠葛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具有较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不同的样态影响着不同的时代,其代表的精英"道统"与代表权势的"政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两者相互的关系表现在"祛魅"与"复魅"之间,这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模式,它既是针对自身,更是针对彼此,并外化成"突破"与"规约"的结构。在暧昧的纠葛下,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条颇为传奇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之路,其作为一种传统原型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符码,绵延至今,不曾断续。     

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

韦伯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把一切带有巫术(magic)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人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祛魅后的世界既取得了高歌凯旋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深重的问题和危机。韦伯对世界祛魅之积极意义与深刻危机的双重揭橥,使他成为现代性的"先知"和"诸神时代的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的思想,将祛魅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祛魅与返魅:新世纪生态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是人类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只有深刻反思现代性的文化逻辑,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现代性以智化与理性,摒弃任何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追求对"世界的祛魅".而新世纪的生态小说通过灵异动物的本性重塑,远古神话的回响再现、以及民间宗教的激活复归,演绎着自然世界神性,从而显示反拔着现代性对自然的祛魅,蕴涵着作家对现代性予以反思与质疑的立场.     

经典的祛魅和返魅

在整个人文学术事业从社会生活全局中被不断边缘化的今天，关于文化经典的种种传统的观念和认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蜕变。许多集中建立在针对某一文化经典的考释和阐发基础之上的人文学术的分支部门，也因此而正遭遇到内外两方面的复杂交变，且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当前的鲁迅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显例。     

科学技术的祛魅及其人类后果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解放了人自己,为人类带来了福祉,这是近代以来人们直观到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科学技术却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在带来创价的同时,也把人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于是,对科学技术之原始发生的人性根源、科学技术本身以及科技的人类学后果进行哲学上的反思与批判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用“女性伦理”重塑艺术的魅力——论苏西·嘉比力克的女性主义艺术思想

嘉比力克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艺术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及与社会的割裂,认为在当今社会,艺术家应当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她提倡生态艺术与＂女性伦理＂,指出与社会互动、紧密联系才是新艺术的典范,才能使艺术重生魅力,回归精神的领域。嘉比力克是当之无愧的女性主义艺术学者。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网络文化与社会秩序构建

网络文化作为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射,终究无法超越现实的制约。网络文化乱象折射出现实社会传统诉求渠道狭窄不畅等问题,其根源在于现实中社会生存危机和社会冲突加剧,即社会秩序运行尚未处在一个温和而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之上。因此,研究和分析社会秩序的实现状态和应然结构将成为该研究的基础,欲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就必须达到实际秩序与规范性秩序互助前行的社会治理状态。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文化现状而言,将管理秩序与公民自由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网络监管应该坚持的基本理念;其次,规范政府、网络中间商和网民在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行为,使之建立在彼此理性互谅的基础之上;还有,网络媒体应竭其所能为网民提供客观而全面的舆论信息,正确引领网络舆论导向。     

秩序的“立”与“破”——从社会治理思维方式转向论“新常态”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对秩序的强调始终充斥着本体论情结和常态化思维,力求用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性、整体统一性、稳定可控性等理念范畴来把握社会历史运行态势.近代以来,日益盛行的资本逻辑以物化思维遮蔽了人化思维,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观绑架了个体意志,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却没能使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得以彰显.后现代主义秩序现在瓦解常态世界秩序统一性的同时导致社会陷入多元纷争和虚无主义等混乱境地.基于以上社会治理思维逻辑的局限性,新常态思维寻求“破”与“立”相统一的新秩序观,倡导自我改革与创新的全民发展观,这是一种注入了人文精神的新实用主义.它从常人社会出发凸显民众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改革、法治以及价值观等建设真正面向现实生活需要.     

论实现社会从稳定到有序的战略抉择

新世纪伊始,我国已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而当前深不见底的国际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必将使我国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当前的形势下,从战略上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社会保障的有效程度、社会团结程度、民主成熟度、劳动就业水平、收入差距扩大的社会容忍程度、社会结构状况、政府公信力、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等,已经成为影响和决定我国社会稳定有序协调发展的基本要素。从构建有序社会的全局需要出发,研究社会稳定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和疏导政策,是积极应对社会风险的冲击,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协调发展的理性选择。     

从人性伦理到社会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重建良善的社会秩序是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关怀。荀子虽然对人性充满悲观,却对社会理想极其乐观。荀子之所以实现从悲观的人性论向乐观的社会理想的理论跨越,主要是基于对人从"先天之恶"向"后天之善"转化的自信,这个转化的达至主要通过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群分相合的社会关系和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力量。     

社会秩序的失调及其重构路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转轨、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变迁都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失调.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调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秩序的失调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暂时紊乱,但是也孕育着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并重构社会秩序,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秩序的重构可尝试通过重建价值体系、完善社会规范和加强社会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简析莎士比亚的社会秩序观及其对莎剧人物塑造的影响

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作品一直被誉为世界文学的瑰宝,而莎翁本人更被誉为“有多少个时代,就有多少个莎士比亚”。几百年来莎评家们一直致力于揭开创造这一奇迹的种种可能性,而在包罗万象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莎翁的社会秩序观。其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戏剧是时代的缩影和简史”^[1],人是社会的人,作为最关心人类和社会命运,渴望“向人们吐衷肠的”^[2](P339)文学家们是无法脱离其社会观的影响而进行创作。所以从剖析莎翁的独特的社会秩序观入手,进而揭示它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莎翁的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