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反诘句,传笺正言之——辨《经传释词》“不”“无”为语词之误

凡诗经属于反诘句型者,毛苌郑玄皆从正面作为解释。例如《行露》“岂不夙夜?”毛传:岂不,言有是也。陈奂日,经反言之,传正言之,可谓善会经旨矣。又如《车攻》“徒御不警?大庖不盈?”毛传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郑笺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郑云反其言美之,乃谓毛传之“警也盈也”是从诗“不警?不盈,”之反面而正言之,以赞美周宣王田猎。即将否定的反诗句,作为肯定的解释.但须知此     

古代的监狱

中国古代的监狱最早出现在夏朝,古代典籍中就有“皋陶造狱”的传说。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法官,也是监狱的发明者。古代的监狱,一般被称为“狱”,也有“圜土”、“囹圄”、“犴”等等名称。根据《说文》的考     

古代的讽刺诗与俳谐诗

古代的讽刺诗与俳谐诗卞良君冷嘲热讽、婉言刺人的诗日：讽刺诗。《诗经·周南·关维》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风刺”即讽刺。诙谐逗趣，语带机智的诗为徘谐诗。《北史·李文博传》：“好为作谐杂说，人多爱押之。”南...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释"赤"

《说文解字》以五行说释“赤”为“南方色”———即火的颜色 ,段玉裁曲为之解。由于《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传统文字学家多认为“赤”的本义为“赤色” ,但是通过对会意类型的区分 ,“赤”当属形象型会意字 ,再佐之以甲骨文相近相关字形、古代典籍以及民俗文化 ,可以证明“赤”的本义为殷商时期焚人祭天以求雨 ,而作为颜色义当纯属音假     

缶是一种什么乐器

缶，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代乐器？先说。缶”这个字，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击缶。如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其义为，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新旧《唐书》所见《杨烱集》、杨炯《盈川集》作者、书名考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杨烱集》、杨炯《盈川集》.按前后文,可确证二者同为一书.今考小学类书可知“烱”、“炯”字形相近,但实义不同,故指称人名时须加明辨.据传世典籍和碑铭资料的字形记载、年代关系,作者应为“杨炯”而非“杨烱”.再考本传、杨炯文集的传世刻本和其它典籍材料,则知杨炯晚年曾居官盈川,但书名应作《杨炯集》而非《盈川集》.杨炯《盈川集》疑是后人用“杨盈川集”代称《杨炯集》,在此基础上误增“炯”字而成歧名.     

汉代的宫廷议对——中国古代演说形式之一

秦王朝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也标志着“游说者之秋”的结束,中国古代演说由全社会活动,转入了宫廷议对以及知识界的讲学、议政。“古者国有大事,必聚群臣而廷议之,交口往复,务尽其情”(徐世增:《文体明辨序说》)。这话虽有些夸张,或者说以偏概全,但还是描绘出了我国古代政治民主传统的一个侧面。所谓“议者,谊也;谊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谓议”(《说文》)。古代一些开明     

谈“之字结构”

“之字结构”是指古代汉语中“主语 之 谓语”这种语法形式.如:1、季孙之爱我,疾灰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2、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荀子·说林下》)3、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孟子·梁惠王上》)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六书细目发微——论许慎六书细目“指事第一”的合理性

<正>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中国古代很多著名的典籍都对“文”字做过解释。《易·乾卦·文言疏》:“文谓文饰”;《易·系辞》:“物相杂故谓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扩组文之物”;《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释名》:“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词义,如文绣然也”:《玉篇》:“文章也”。上引各书,都是从同一角度来解释“文”字的,都不是“文字”本身的“文”。但     

春秋、战国编辑略说

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化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极需文献典籍来作参考,并以之教育他们的子弟。如果说《尚书·多士》中所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的“册”与“典”,我们还不能知道具体记载了什么,那么,春秋时出现的各种典籍,很大一部分我们都能清楚地查知名称,并能大致了解典籍中所记的内容。 这一时期开时出现的典籍大都是史官们编辑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以书为名而以国号之的。如“虞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夏书”(见《左传》)、“商书”(见     

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父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古书书名与篇名

古代书籍,多无书名。有的甚至连篇名都没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的古书,它的书名,多出自后人的追题。这是由于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有关,那时“作之君,作之师”,“人王”即是教主”,连“先师”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教权文权”下移以后,还只能是“述而不作”地整理《诗》、《书》,编辑“鲁史”(即《春秋》)。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春秋以前,並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古书通例》)。古代不少书籍大部分是由集体劳动写成的,例如留传今世的编     

汉魏至宋元小说批评刍议

我国古代的小说批评,直到明清两代才日渐成熟,但从汉魏至宋元1000多年内,许多文人学者对“小说”的认识和批评,已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现抉其要,略作爬梳,以就正于方家.一、小说观念的萌发和演变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小说”与“小家珍说”、“小道”的含义比较接近.如《论语·子张》篇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段话被后代小说批评家屡屡引用,但多作孔子言论,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如《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如《荀子·正名》篇谓:“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     

郭店楚墓竹简甲组《老子》隶读

郭店楚墓竹简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老子》文本,隶准读中是解读这个古老文本的基础工作。如果按照当时而不是现时的汉字写词方式来解读这个文本,那么：“孰能浊以渍将舍清,孰能卮以朽将舍生”,则与《庄子·人间世》的部分思想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或命之,或呼嘱”当读作“或命治国于头”;“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当读作“其在民上也,民弗诟也”;“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当读作“善者课而已,不以取强”;“大曰逝,逝曰远”当隶作“大曰滔,滔曰远”;“甚爱必大费”当读作“甚爱必大悖”;“持而盈之,不若其已”,当读作“柴而盈之,不可匿也”,如此等等,这个古老的文本将为我们呈现出某些新的语义内容。     

“虎狼之父子”的出处

马中锡《中山狼传》,是古代文学的名篇,其中有一句:“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对于“虎狼之父子”的“之”字各注本多有疑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山狼传》注94说:“虎狼之父子,意谓即使     

中国封建社会档案典籍屡遭破坏的原因及其不良后果

中国的古代文化,一向以其卓异的风格、多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于世。特别是作力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典籍(包括各种历史档案、图书二部分),更以其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卷帙浩繁而使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自秦汉以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历史档案、文化典籍的破坏和损失也是世界罕见的。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一、古代档案典籍的厄运秦汉至明清这近二千年间,我国各种档案、书籍屡遭破坏。破坏性大的主要有十次,俗称“十厄”我国古代的档案典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相当数量,如《夏书》、《禹书》、《殷书》、《周书》及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等;《公羊传疏》中所记载的“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等事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到秦朝,这些档案、书籍经丞相李斯奏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放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于是,秦始皇三十四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方位尊卑考辩

中国古代典籍中“南面而王”、“北面称臣”一类文字俯首可拾。《礼记》中即有了座次尊卑的规定。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博览通达，他归纳了许多史料，在《田知录》中得出“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的结论。而同一时代的凌廷堪，其风经释例啊有“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一说。东南西北作为记录自然方位的符号，本无主从秩序，遑论及贵贱？这一命题，自顾、凌之后。也曾有其他文史工作者作过不少探讨，但多流于史料的归纳，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科学解释今人陈奇献据古代建筑的堂室结构，以为“室”呈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狭，故室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