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动态整合能力的倒U型调节效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而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我国2007-2020年2123家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动态整合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作用存在动态性与持续性,并会受到所有制性质、地区、行业的影响。并且,企业动态整合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但在动态整合能力强与动态整合能力弱的公司出现影响机制的差异性。据此,分别从政府管理创新成果与公司强化动态整合能力方面提出相关可行建议。     

产能过剩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吗?——2005～2007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考察了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稳健结果支持了产能过剩引致海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基本结论。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突出体现着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特征。基于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已成为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竞争性产能过剩是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并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而体制性产能过剩当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必然选择。围绕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即消除中国经济体制对于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加以拓展,归纳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分类型研究表明,上述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敏感程度大于成本因素敏感程度,而技术竞争力的薄弱,东道国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双边贸易关系并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展,东道国资源禀赋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所以,正确的区位、产业和市场份额选择都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考虑的因素。有选择的转移国内产能过剩的边际产业,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留出资源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快速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也是中国企业积极响应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表现,本文重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的现状进行讨论,最后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实践提出建议。     

企业的价值链权力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财务视角探讨价值链中企业之间的权力结构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价值链权力”的概念并构建“价值链权力指数”,从理论上证明了价值链权力指数与公司融资成本成反比，与其价值成正比，且存在“最优价值链权力”使公司价值最大.同时，作者收集2007年～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应用实证方法验证了上述理论.发现企业的价值链权力源自其竞争优势，且通过影响融资成本作用于企业价值.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一方面，初步构建了“竞争优势–价值链–公司财务–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推动公司财务、竞争战略和价值链的交叉研究，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揭示了企业价值链权力对其融资成本和价值的影响，丰富了该领域的学理研究；另一方面，为证券投资决策和企业的营运资本、价值链优化、融资成本和价值创造等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基于产业和行业分析

<正>自2001年实施"走出去"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体量不断增加,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设立,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运用OLS方法分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总体就业情况的影响、对产业和各行业的就业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稍有替代,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较小的替代作用,对第三产业就业影响不明显,对制造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就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通过一系列检验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结论表明,应当构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对外依存程度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却也使我国更加依赖于外国市场，从而增加了国家风险。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增加值对外依存程度的测算方法，对当前的不同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的简单和复杂参与下的对外依存程度。最后，利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依存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传统贸易下对外依存程度的变化是我国对外依存度变化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平衡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国家风险的关键是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可以为我国政府管理国家风险和贸易谈判提供支持。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构建可检验的理论模型和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法律制度的强化对最低工资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间关系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前,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0.00148;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后,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为0.00307。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的强化明显增强了这种促进作用。使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进一步的外生冲击事件,再次验证了完善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与严格的法律监管对最低工资对外投资效应的正向影响。     

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约束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与产业安全的重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就是跨国经营,尤其是通过资源型企业跨国投资获得海外资源,也就是利用跨国并购,实现国家资源“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国际贸易的方式对国际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文章以石油企业为例,对其跨国并购进行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行业差异的分析

本文运用DEA模型计算出2004～2009年我国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将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行业层次上看,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的行业,Malmquist指数高,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更加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

据有关部门测算,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而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分水岭。     

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矫正R&D活动市场失灵的通行做法。本文全面梳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将发达国家创新政策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综合支持型”三种模式，并对三种模式的主要政策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间接政策工具，而政府主导型模式偏向于选择直接政策工具，综合支持型模式因为强调市场机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基本和市场主导型类似，其区别在于该模式下的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直接的财政资助，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也更为全面到位；市场主导型模式政府较少直接干预企业科技创新，而是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为企业科技创新制定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深度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产业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划、产学研专项等引导企业科技创新；综合支持型模式在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实现较好的平衡。     

德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成为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居世界第四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扩大市场份额，更多的德国企业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并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力度。本文主要从德国跨国投资的情况以及德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特点这两方面来对德国企业跨国投资进行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与行业分布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0年我国对香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东盟、俄罗斯六大经济体的行业投资数据,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行业分布特点,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提出建议。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中,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实现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对产业转出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影响的角度来具体探讨O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一、模型的选择引入函数,反映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X=f(OFDI,Q),其中,OFDI为每年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X为每年各产业产值与当年GDP的比重,Q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部条件(该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政府的产业政策与管理和该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假设该国内条件不变,即Q固定时得到以下方程:X=α+βOFDI+u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我们进一步对变量取对数,得到方程:lnX=α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进行理论研究，提出投资动机决定模式选择的理论假设，依次分析了寻求技术、市场和资源的动机对模式选择的影响。根据二值选择模型向多值选择的拓展原理，构建多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能源企业寻求资源和技术动机对其对外投资模式选择作用比较显著，而寻求市场动机作用不甚显著。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防范政治风险等相应对策建议。     

贸易壁垒约束下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引入贸易壁垒约束条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选择问题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研究认为,当企业面对反倾销壁垒采取FDI模式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做出壁垒跨越的选择.只有当节省的反倾销税和关税成本可以抵消FDI增加的边际生产成本时,企业才有动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跨越反倾销壁垒.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也是东道国愿意吸纳国外企业FDI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