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提升路径

智媒时代算法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兴主导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成效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法从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方面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场域,为分析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框架。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在权力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分配和“出场”,在效度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驱动和“赋能”。但从实际运行来看,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依然面临技术扩张、权力失序和效度失守的困境。为此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主流意识形态为遵循、成人成才为目标,不断推进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转型升级发展。     

文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二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提高到了“德行”与“事功”之“弟”的地位。首先，是从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身独立；其次，是其传有限之生命于无穷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不过，魏晋南北朝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然自觉了的文学事实上还是难以与德行和事功取得完全同等地位的，而当文学彻底地回归自我时，却往往因其过分“贫血”而难以自立。文学的极致尽管如此，然其自有独特的价值在，而此绝非德行、事功及经、史、子之功能所能代替。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中国工业文学的理论建设

中国工业文学的理论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由泛泛的提倡逐步深入到对其独具的内部规律的探讨的。其研究，大致围绕着如何反映工业战线的“劳资”矛盾与冲突；如何塑造工业战线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何从车间一隅反映整个时代；如何处理好描写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应如何深入生活、陶冶情操、把握时代脉搏等诸多问题而展开的。工业文学的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但就整个文学园地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尚须继续努力，使之更加丰富、充实起来     

重写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由编撰《文学：世界史》引发的思考

在这个全球化甚至是星球化(Planetarity)的时代，《文学：世界史》代表了世界文明/世界文学写作的一种有趣实践。《文学：世界史》的作者之一西奥·德汉教授将谈论他开展这一实践的初衷与深层动机，回顾撰写其中欧洲文学史章节时的经验，并思考与总结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和遇到的问题。德汉教授认为，全球化和星球化的问题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整个文学景观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重写”人类文明、文学的过程中，阐释上述变化并迎接挑战，推动生成一种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世界/星球文学。     

“诗性正义”理论观照下的网络文学和公共生活

网络文学在其独特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中以开放取代封闭、以大众取代精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一方面不断重塑当代文学话语既有的“文学性”，形成文学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失落、娱乐至上论、价值数字化等往往使其陷入“文学性”和“公共性”双重失落、错位、悖论。“诗性正义”理论通过强调文学想象和情感认知、提倡批判性文学对话、开启文学—伦理学探索以介入公共生活，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性，无疑有益于助推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文学公共话语实践：网络文学特有的交互式接受机制和阅读体验为实现“诗性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载体和通路；“诗性正义”赋予网络文学超越虚拟空间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使文学读者在与文本、作者与其他读者的平等交流中进行道德反思，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参与公共生活。总之，作为经验现象的网络文学与“诗性正义”理论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网络文学交互式阅读体验为“诗性正义”公共话语实践带来经验参照；“诗性正义”也对网络文学发挥其潜在的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规范作用。     

文学在“比特”时代的生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文学传播已经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由“原子”形式向“比特”形式转变。这里的“原子”，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物质，而“比特”可以理解为数字化虚拟技术。换句话说，文学的传播已经摆脱了报纸、书籍等物质化传播媒介的束缚。向以电视、网络等电子传播媒介转变，那么在这种新的媒介变革和背景下，文学的生...     

《文讯》杂志的文学传播实践与学科理论建设

文学杂志的传播与文学生产同源同质。《文讯》是台湾当代最重要的文学平面媒体之一，办刊30年为台湾文学写史。堪称文坛翘楚。《文讯》历经党营到民办、供养到完全市场化的经营过程，在营销策略、传播机制上积累实践经验.创设运动范式；从理论到战略努力建构文学传播学科，增值象征资本和美誉度，型塑了台湾文坛良好形象，是台湾文学传播史的亲历者、传播范式的创建者。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符号、技术与社会 ——宋代文学传播的观念更新及其意识自觉

与文学传播活动的繁盛相应,宋代出现了文学传播观念的更新与意识的自觉。宋代士子不仅追求立言不朽,并将之提升到居于立功、立德之先的地位。他们最早对印刷技术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强大传播效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从对名公巨卿的品题延誉的追逐延伸到对公正的文学评论的呼吁。对作品之汇聚,从“好事者”的简单收罗到门人故旧的自觉编次;对于音乐传唱,他们将辅佐教化的工具变成了文学推广的“媒介”。这些,都显示出宋代已经是一个文学传播高度自觉的时代。     

当代文学受众阅读活动的新特点

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当代文学传播深深地打上了大众媒介的烙印,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进入视觉传播时代,“蒙太奇”、“比特”成为了世界通用的传播语言,原本多元化的文学文本在技术层面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性,这使得传统的文学受众在阅读文学文本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特点。本文将传播学与文学结合在一起,考察当代文学受众阅读方式的变化,研究当代受众在文学阅读中显现的新特点。     

论汉代文学精神

文学精神是以“文学”作为载体,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等属于人生理念的一些东西。它是文学自身显示出的精神品格。“人”的追求、“文”的风格所形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就是该时代的文学精神。汉代文学精神可概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精神,为“大汉”立功、立德的事功精神,尊古通变的包容和创新精神以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汉代文学形成质实古朴、雄浑闳丽的风格特征。汉代文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汉民族形成初期民族精神的一种显现。它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     

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

21世纪初，“人类世”概念在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并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传播；科学与人文的交互碰撞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引发了普遍的人类世焦虑，形塑了多重宏大叙事，加深了世人对“地球癌症”的认知。聚焦于气候变化、毒物书写的人类世文学具有深厚的全球化思想内涵，集生态与政治、伦理与正义、想象与反思于一体；人类世概念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或将引发文学研究的“地质转向”。     

文学观念·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曹丕文学理论三题

本文将曹丕关于“文以气为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审己以度人”的文学主张化解为“文学观念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批评论”三个命题来研究。认为曹丕文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使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其历史意义自当不可低估，其现实意义亦不容忽视。     

图像时代文学在电影场域中的绝地重兴

图像时代，电影是否成为文学的终结，是当代文化界一个悬而未解的命题。本文认为，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然而，纸质的文学本身并不会衰亡，它将作为一种非中心的弱势传播存在，并且以嵌入电影生产体系的方式，借助电影先进的传播形式和巨大的媒介经济效益，实现文化和经济两个层面的价值激活与增生。因此，文学将借助电影的强大生机而绝地重兴。     

论古希腊文学的非自觉性

文学自觉主要依赖于“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这两个必要条件；文学在古希腊和实用的“技术”没什么区别，古希腊还没有发展出非实用的审美的文学观念，古希腊文学从根本上没有体现出“文的自觉”；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喜剧、抒情诗等文学样式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既未体现出“人的自觉”，也未显示出“文的自觉”；古希腊文学具有明显的非自觉性。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学校、社团、报刊出版与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

在20世纪前期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中,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是其基本要素。学校是文学传播的讯息生产地和集散地,并且承担着生产知识阶层的任务;社团是文学传播的现代控制系统,制定和规范着文学现代传播的潜规则;报刊出版是文学的现代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秩序的主导力量;知识阶层是文学的现代传播主体,既是文学传播的起点,也是终点。这四个要素之间又相互联系甚至交叉融合：学校与知识阶层之间是互动的,知识阶层是在学校中生产的,而学校又靠知识阶层来支撑;文学社团与报刊出版也是紧密联系的;报刊出版主要以学校和知识阶层为市场,文学在以报刊出版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被商业化,最终在以学校师生和其他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中实现其文学价值。因此,在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中建构了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

文学传播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作为被传播对象而被传播，以及文学作为传播手段而传播其他社会意识。从发生顺序看，文学传播是源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作家在思想深处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存在并充分发挥能动性。这样，就传播主体而言，作家就首先成为文学传播的主体。发展到后来，作家这种原创文学的传播主体逐渐表现出团体化倾向；另方面，文学传播还包括已经存在的文学的传播，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这类文学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乐府及其嬗变的机构，即那些以学术或其他传播方式进行文学传播的组织机构或机关，如历代史馆、书院、书坊等。文学传播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因存在状态不同而有性质差异；文学传播主体具有不同影响力；文学传播主体所利用的媒体影响传播力度；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呈现出差异。     

从延安文学传播看和谐社会构建

延安时期,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对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新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延安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文学担当起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一方面,延安文学积极为革命呐喊助威,奏响抗战救亡、赢得解放的时代主题,无论是报纸、期刊、图书,还是电影、歌曲、戏剧、口头文学等,都充分发挥了媒介自身的优势,对延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进行有效传播,为延安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延安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功能,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对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生产、传播以及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有利于认识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理解和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对今天如何解决文学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感缺失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