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我国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布局状况,分析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指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存在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确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布局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引导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有利于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积极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重点剖析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对村庄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程度不太高,参与保护的意愿不够强烈,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还略为缺乏,其参与行动具有情绪化、任务性和从众性特点。其原因主要有政策实施中较少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参与环境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提升;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部门搭建一个环境治理互动平台;正确处理好乡村发展中的人、机制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充分挖掘农民主体性表征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发挥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     

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从污染治理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进入以环境全面改善为导向的管理提升阶段,在此进程中会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起步较早、投入较大、经验较为丰富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地区为例,阐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内涵及其动态演变,并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手段5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阐释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阶段特征和主要挑战。基于此,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促进多元共治,强化需求导向和规划引领,构建上下协同、内外协同、目标协同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市场参与和科技赋能,形成以权利和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投入的高效性、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社会认同视野下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

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我国乡村文化正经历着巨大变化,乡村社会认同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乡村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乡村档案因为其原始记录性而更易唤醒乡民共同的价值、信仰和行动取向。在社会认同的理念下,需要将乡村文化建设与档案文化发展有机结合,寻求持久有效的档案支持方式。构建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需要在更新文化建设理念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统筹乡村档案资源的建设,并尝试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来丰富乡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形式。     

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价值结构研究

我国政府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体现了安全性、保健性、便捷性、舒适性、可持续性等价值选择。以政策文本为载体研究政府行为的价值内涵及其结构,是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理论揭示政府运行规律及绩效生产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构建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价值结构二维分析框架,从治理价值选择维度和人居环境价值要素维度两方面对58份核心政策文献进行量化研究。从价值结构横向来看,呈现出以可持续性优先、安全性匮乏的价值要素特征。从纵向来看,尽管政策价值选择分布已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此外,便捷性、保健性、舒适性紧紧围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两大政策领域,不同农村人居环境价值要素在政策领域占比差异较大。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景观与乡村认同的构建

乡村文化景观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直接影响作用。运用扎根理论、情境分析、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景观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探究,可以厘清乡村认同的形成与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构建出乡村认同理论模型,来解释影响乡村认同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文化氛围空间和人的行为互动空间。氛围空间是景观的背景表现,具有凝视的意义;行为互动空间注重实体人与景观空间互动体验行为的发生,代表着人与景观的具体互动。乡村认同的形成需要少数民族文化景观空间氛围与行为的互动进行同频共振,最终形成统一磁场,强化乡村认同。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