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数字化转型的升级效应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消费升级扩容是我国实现内部可循环,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的重要驱动力.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跟踪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消费需求数字化转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以及异质性.实证研究发现,网购经历在推动家庭消费增长的同时促进了消费升级,即降低了生存保障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对家庭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包...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非现金支付方式、借贷获得与旅游消费支出——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分析

支付方式的改变是中国新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非现金支付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对当今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CHFS2017)数据,研究了非现金支付方式对个体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结论如下：使用非现金支付能够促进旅游消费支出;风险偏好对非现金支付方式促进旅游消费支出具有调节作用;借贷获得在非现金支付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支付方式的不同组合,会导致旅游消费支出不同;旅游消费支出具有城乡和群体异质性。非现金支付方式对城镇地区和新一代个体的旅游消费促进作用更大。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消费贷款是促进家庭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稳健标准差加权OLS方法和Quantile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均具有正向效应,但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上存在异质性,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各个分位上均存在,房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仅在50%以上分位上存在;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各类消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房贷仅对家用设备类、家居类和交通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类、通讯类、医疗类和文化娱乐类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可为消费贷款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参考。     

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从区分金融素养的不同构成维度发现,金融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金融可得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素养和家庭消费理论,对于激发和释放城镇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支付是否放大了家庭债务风险?——基于家庭财务杠杆视角的微观证据

借助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7),本文使用财务杠杆作为家庭债务风险的测量指标,实证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进一步的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2)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促进家庭消费是移动支付导致家庭财务杠杆放大和债务风险加剧的两大重要渠道。(3)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其对于农村家庭、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以及中高学历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在推进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构建安全数字化支付体系和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就业了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分析

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衍生出许多非标准化的新就业形态,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创业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和受传统金融排斥群体的就业,居民金融素养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就业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发挥数字金融优势,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等,促进居民就业。     

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面板数据

利用2005—2009年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及农村居民各类消费支出数据,通过建立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电力、通讯、教育和医疗卫生五类代表性公共物品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改善农村交通通讯设施、电力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影响最大,其次是通讯基础设施特别是移动通讯设施。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环境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体系中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研究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背景。文章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否会对中国区域创业产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在研究框架上对流行的创业折衷框架进行修正，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非税负担变量和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中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中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非正规就业、未来预期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非正规就业会通过户主的未来预期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升级。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正规就业促进了家庭生活消费、其他消费以及消费升级,抑制了家庭理财消费,户主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引入区域、城乡、性别和婚姻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户主为女性和不在婚的家庭中更大,而对家庭理财消费的影响则在东部地区、城镇、户主为男性和在婚的家庭中更为突出。研究建议：重视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积极影响;在健全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制度上,既要考虑全国的一般性,也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差异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更好地提高施策效果。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研究——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2002—2009）

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区、直辖市2002—2009年的经验数据,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组成部分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和排序。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各构成部分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不同影响,应调整和完善城乡收入分配政策,缩小城乡居民的各类收入差距,进而弥合日益扩大的城乡消费差距,增强实现国民经济内生增长的消费驱动力。     

养老保险与家庭消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对养老保险的消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倾向值得分匹配(PSM)方法消除个体购买养老保险的自我选择偏误;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确实存在自我选择偏差, PSM方法能够很好地消除该偏差。基于PSM的实证结果证实:养老保险对于家庭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是对于个别消费项目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利用农村与家庭的分类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于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在个别消费项目上存在明显差异。     

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4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及其交互项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在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具备增强的滞后期影响。第二,在政府支持方面,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均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促进效应优于政府补贴。第三,消费升级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但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市场激励和政策激励效果,为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农村人均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0—2009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结构转型压力,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转变,国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关键。因此,探讨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因素对刺激我国消费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计量模型对2000—2009年影响我国农村人均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影响农村人均消费的主要因素为农村人均纯收入、政府对农村的人均转移支付、利率和货币供给。政府和农村居民都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农村人均消费。     

创业能否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创业行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创业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以及相关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创业行为在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上发挥了正向作用,具体表现为创业对居民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发展型消费,最后为生存型消费。机制分析发现,创业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扩大家庭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较高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创业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相对于高收入、非贫困家庭,创业对低收入以及贫困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继续鼓励居民创新创业,既能在宏观层面上为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能,又能在微观层面上解决居民就业,带动内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