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

《诗经》中《风》、《雅》、《颂》的编次定名 ,实际上是〈诗经》传本的编辑、结集、流传的一个发展过程。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讼》、《大夏》、《小夏》、《邦风》这种不同于今本的编排 ,为研究这个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本文以竹书本《孔子诗论》为立足点 ,考察了先秦重要典籍中引诗赋诗及春秋时季札观乐、荀子传诗等情况 ,认为季札观乐存在被汉人窜伪的可能 ,而《诗经》传本也经历了古本、竹书本、今本三个流传阶段。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也论《毛诗序》之作者问题(下)——否定卫宏作《毛诗序》驳议

关于《毛诗序》作者问题,卫宏作《毛诗序》的观点,受到各种挑战。或以为"卫宏作《毛诗序》非今之《毛诗序》",或以为"《毛诗序》为子夏所作",或以为"《毛诗序》为毛亨所作",或以为"郑玄为《毛诗序》最终完成者",等等。通过分析辩难可知,它们或缺乏文献依据,或存在逻辑错误,都不足以否定卫宏作《毛诗序》的观点。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20世纪《毛诗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主要是围绕作者问题 ,尊《序》与废《序》之争 ,《大序》的内容及对其的评价而展开研究的 ,认为作品非一时一人作 ,应该予以客观、公正地对待。通过对 2 0世纪的《毛诗序》研究的学术清理 ,旨在为新世纪的《毛诗序》研究提供借鉴。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试析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语境与方法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一诗学理论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点。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类的文化是流动的、不断构建着的,人的本质是一种不断塑形的,文化是一种系统的"隐喻性"结构。     

明代诗学转向的文化成因

与南宋以来诗学只是有文本转向的倾向相比,明代诗学明确地发生了文本转向,由原来以文学观念、创作理论为核心转向以文学文本的研究、批评为主.这种转向,不仅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更与明代较以往更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文人文学活动的实际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帝王极力黜夺文人的文化身份及禁锢其思想,而文人们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意识却日渐凸显,最终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且显示出自觉的艺术精神,这些是明代诗学转向的重要文化成因.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邯郸旅游文化视域下成语的英译研究

成语典故文化是邯郸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成语的翻译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也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成语翻译的过程中,结合邯郸旅游文化的特点,运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促进文化的传播,从而加速邯郸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非对称性：公共关系的重要特征——公共关系非对称运行形态分析

社会关系形态中客观存在的公共关系运行形态,包含并体现出一种非对称、非平衡的关系形态以及非对称、非平衡的关系运行过程。公共关系非对称运行形态是由公众的特定属性决定的。公共关系的非对称特征是公关与诸多关系形态,其中包括人际关系、生产管理关系等关系及其运行形态的重要区别;非对称与对称的相互交织是公共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法则;不同形态非对称与对称性传播对组织形象产生不同影响;非对称中的对称性追求促进着组织和谐度的提高。     

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从<淮南子>中的"桔枳之说"为论述的起点,以桔枳之分的角度厘清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与现代叙事情节观的差异;从桔枳之转的关系指出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转型途径;从桔枳之辩的认识总结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借鉴意义.     

试论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功能——琼州学院三亚校区开工建设感言

本文结合琼州学院30年办学实践,论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凸显党的民族政策的特殊意义,具有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促进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     

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比较研究——《文心雕龙》与《诗学》比读

从文艺的本源和发展、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作品的内容标准等三个方面对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其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各自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差异,将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进行互补和整合,对发展世界文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