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运输中机长权力再探讨——兼谈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关系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用航空运输安全形势,2014年,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获得通过,其中,对民用航空器上的机长权力以及机上安保员的法律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 通过对公约和议定书进行分析,指出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职责各有侧重,二者的关系既相互合作又相对独立. 目前,中国关于机长权力以及航空安全员与空警法律地位虽有法律规定,但其法律等级较低,存在权力冲突的情况,因此,亟待完善中国相关立法,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安全.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     

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     

论我国刑法中威胁航空安全罪之设立——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威胁犯罪为视角

《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细化规制了威胁航空安全罪,体现了风险社会背景下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当代刑法思潮。近年来威胁航空安全行为在我国频繁发生,对飞行安全形成了现实的危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威胁航空安全罪,对这类航空犯罪的处罚存在漏洞。基于对航空安全法益的保护和中国刑法国际化发展趋势的考虑,增设威胁航空安全罪具有必要性,从刑法理论关于行为概念和功能的界定角度分析,理论上具备增设威胁航空安全罪的可行性。应当在我国刑法第291条第2款之后增加 “威胁航空安全罪”,以实现履行国际航空安保公约规定的义务和合理而有效预防和惩治威胁航空安全犯罪以保障航空安全。     

《北京公约》引渡条款之适用

为打击航空犯罪，《北京公约》更新了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引渡制度，尽可能地为惩治航空犯罪编织更加绵密的法网。《北京公约》中关于航空犯罪去政治化的努力与可引渡罪行的规则将会降低引渡航空犯罪行为人的困难程度，但仍会受制于国家主权对引渡的限制。《北京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及中外引渡条约表述虽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冲突，其微小差异可以通过解释及其他适当措施予以消解。作为引渡依据的中外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北京公约》的适用顺位应当根据条约与法律对具体事项的规定判定。中国应尽早与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修订已有的中外引渡条约，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的绝对不引渡本国国民改为“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并明文规定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东京公约》议定书中不循规行为类别研究

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组织下,历经3年《东京公约》现代化最终取得了成果,通过了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 其中,不循规行为类别是议定书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经过多次研讨和专家的研究,最终在新议定书第15条之二中列举了最受关注和危害性较大的不循规行为,同时发布了对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第288号通告进行更新的决议. 中国依据本国实际情况,参考新议定书及相关通告的要求,在近期的立法中,将更多的不循规行为纳入立法,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处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再探讨——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最新修改为视角

防范非法干扰行为是民用航空安保工作的核心。然而,由于中国国内对此类行为的观点不同,导致相关民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存在不同的界定,这也直接影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的最新修订将行为的危害对象明确规定为"民用航空安全"并对行为种类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因此,当前应当以《附件17》第9版为基础,正确认识非法干扰行为的本质及特征,修改相关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减少国内规定与国际文件的差异。     

论空间资产的定义

空间的商业化利用推动了《移动设备国际权益公约和空间资产特定问题议定书》的起草。起草者对空间资产这一概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空间资产与《登记公约》下的空间物体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区别。为《议定书》起草之目的，确定空间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应充分考虑资产的结构和价值上的独立性、政治上避免牵涉敏感问题、实践中避免模糊定义、符合《议定书》的目的以及考虑人类探索空间的技术进步的需要，并与现有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体系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