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

关于《儒林外史》“幽榜”一回的作者问题,一直有所争论。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首先提出“幽榜”不是吴敬梓所作,他说:“先生(敬梓)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既(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骄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接着,《儒林外史评》(黄小田与天目山樵合评本)中,也认为是“伧父”“搀入‘幽榜’一回,真如狗尾”     

试谈《东游记》刊行年代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或《八仙出处东游记》,明人吴元泰著。 《东游记》是明代有名的神魔小说之一。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第16篇论及此书:“《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书中文言俗语间出,事亦往往不相属,盖杂取民间传说作之。”鲁迅所见的是《四游记》合刊本,他说:“今有《四游记》行于世,其书凡四种,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编定,惟观刻本之状,当在明代耳”。按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现存最早的《四游记》刊本是嘉庆十六年坊刊《四游传》本,此外是道光十年的《四游全传》本和小蓬莱仙馆《四游合传》本。换句话说,现存的《四游记》本都是清刻本。孙楷第又说道光十年坊刊大型本“似覆明     

论抄本《绿野仙踪》及其作者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百回抄本《绿野仙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海内孤本。它与一般通行的八十回刻本《绿野仙踪》相比,不仅内容充实,文字准确,而且还难得保存有作者李百川的一篇自序。这篇重要的自序,是目前探讨李百川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唯一资料,自然十分珍贵。因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对这个不太容易为人见到的抄本的整理、研究,并与刻本相比较,以探讨其学术价值。《绿野仙踪》创作于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间,略迟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清中叶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郑振铎曾论到,《绿野仙踪》“决不至一以其荒唐无稽而弃之”。我们透过荒唐无稽的佛国神界的“仙踪”,看到小说反映的仍是人间“绿野”的广泛现实生活,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很深刻感人的。因此可以说,达部小说不仅仅是“点缀以历史”,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的价值是毋     

北宋筠州刘氏家族研究

《三刘家集》是研究北宋筠州刘氏的重要史料,目前已知有元刻清抄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刊本和光绪刊本。其中元刻清抄本和道光刊本、光绪刊本属同一系统,而《四库全书》本属另一系统,元刻本系统诸本是目前可见的最佳版本;该书编纂完成于淳祐十二年(1252)。刘氏通过科举起家走向兴盛,以史学成就和高洁品格名重一时。但由于其家族人丁不旺,且不注重置产、应举,加上家族迁离本根,而迅速走向衰败。刘氏的通婚对象大多是中下层士族,其所交往的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这与其家族本身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

《桃花扇传奇》作为历史名剧,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学术界在此书的版本问题上,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以讹传讹的误区中。在《中国版刻图录》等权威书目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中所谓的“康熙刊本”或“康熙戊子刊本”,其实是清嘉庆间重刻本,而真正的原刻本则是介安堂刻本。在《桃花扇传奇》诸种版本中,最忠实于原著,版刻最精的善本就是介安堂刻本,而不是如有些专家所推崇的所谓“康熙刊本”(即嘉庆刻本)。     

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

谢枋得所撰《注解唐诗绝句》是一部评注著作,见解独到,其评点方法为后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宋本已佚,国内现存两种明刊本。此书四库未收,清本有清同治二年望三益斋刊本、宛委别藏本、清光绪八年《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此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写本及刻本颇多,国内现存的民国胡光国重刊本据日本弘化丁未长满连刻本重刊,奉天学务公所铅印版《唐诗绝句注解》底本为日本吉田勿来明治戊申刻本。     

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

现今所见《儒林外史》的最早本子为嘉庆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但吴敬梓友人程晋芳却说《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即五十回),金和又说此书原本为五十五卷;目前的研究者颇有信从金和之说的.但金说到底能否成立?《儒林外史》的原书到底应是多少回?这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论《儒林外史》“卧评”写实主义小说理论

卧闲草堂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儒林外史》刻本。卧本卷首有署名“闲斋老人”所作的序，后有五十回批点文字。“卧评”在理论上贡献主要体现于其对写实小说理论的总结、阐发。本文从内容的写实性、艺术表现的真实性及艺术美的创造等方面来概括、归纳卧评的写实主义小说理论     

《绿野仙踪》版本、作者再证

《绿野仙踪》版本分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刻本晚于抄本。刻本是以现存之两种百回抄本中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删改而成的。作者李百川敢于在书中讥刺当朝皇帝,具有无畏的勇气和反封建的思想。     

卞氏藏残抄本《红楼梦》的发现及其意义

一部仅残存前十回的《红楼梦》旧抄本日前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花落深圳,被年轻的书画收藏家、《红楼梦》爱好者卞亦文先生收藏。抄本存前十回正文文字,正文前残存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共48回的回目。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将此残抄本与现存的11种早期抄本及程甲本逐字进行了对勘,认为其文字绝大多数同于早期抄本而异于程甲本,从而认定“这确是一个残脂本”。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也从该抄本的残存状貌、纸质墨色、抄写款式、特殊用字、回前诗的格式和避讳字的写法等方面考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早期抄本的残本;又从脂评本和程高刻本的版本异同比照分析,认定其底本文字为脂评本系统,许多方面有与其他脂评本可互相参证处。并由此本避清康熙“玄”字讳,即或缺末笔、或改为元字,而不避道光皇帝讳,可大致确定抄成年代当在清嘉庆朝或之前。其中此本独出的文字更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冯其庸先生在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撰长文予以专门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版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相信这部新抄本的出现及流布,必将促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此,我们专门约请发现及收藏者卞亦文先生及红学家林冠夫先生、杜春耕先生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学生任晓辉先生谈谈对此抄本的初步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新见《红楼梦》十回残抄本印象

一部仅残存前十回的《红楼梦》旧抄本日前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花落深圳,被年轻的书画收藏家、《红楼梦》爱好者卞亦文先生收藏。抄本存前十回正文文字,正文前残存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共48回的回目。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将此残抄本与现存的11种早期抄本及程甲本逐字进行了对勘,认为其文字绝大多数同于早期抄本而异于程甲本,从而认定“这确是一个残脂本”。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也从该抄本的残存状貌、纸质墨色、抄写款式、特殊用字、回前诗的格式和避讳字的写法等方面考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早期抄本的残本;又从脂评本和程高刻本的版本异同比照分析,认定其底本文字为脂评本系统,许多方面有与其他脂评本可互相参证处。并由此本避清康熙“玄”字讳,即或缺末笔、或改为元字,而不避道光皇帝讳,可大致确定抄成年代当在清嘉庆朝或之前。其中此本独出的文字更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冯其庸先生在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撰长文予以专门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版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相信这部新抄本的出现及流布,必将促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此,我们专门约请发现及收藏者卞亦文先生及红学家林冠夫先生、杜春耕先生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学生任晓辉先生谈谈对此抄本的初步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新发现《红楼梦》抄本的初步印象

一部仅残存前十回的《红楼梦》旧抄本日前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花落深圳,被年轻的书画收藏家、《红楼梦》爱好者卞亦文先生收藏。抄本存前十回正文文字,正文前残存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共48回的回目。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将此残抄本与现存的11种早期抄本及程甲本逐字进行了对勘,认为其文字绝大多数同于早期抄本而异于程甲本,从而认定“这确是一个残脂本”。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也从该抄本的残存状貌、纸质墨色、抄写款式、特殊用字、回前诗的格式和避讳字的写法等方面考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早期抄本的残本;又从脂评本和程高刻本的版本异同比照分析,认定其底本文字为脂评本系统,许多方面有与其他脂评本可互相参证处。并由此本避清康熙“玄”字讳,即或缺末笔、或改为元字,而不避道光皇帝讳,可大致确定抄成年代当在清嘉庆朝或之前。其中此本独出的文字更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冯其庸先生在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撰长文予以专门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版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相信这部新抄本的出现及流布,必将促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此,我们专门约请发现及收藏者卞亦文先生及红学家林冠夫先生、杜春耕先生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学生任晓辉先生谈谈对此抄本的初步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新发现《红楼梦》十回残抄本研究——抄本《红楼梦》的基本状况及发现经过

一部仅残存前十回的《红楼梦》旧抄本日前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花落深圳,被年轻的书画收藏家、《红楼梦》爱好者卞亦文先生收藏。抄本存前十回正文文字,正文前残存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共48回的回目。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将此残抄本与现存的11种早期抄本及程甲本逐字进行了对勘,认为其文字绝大多数同于早期抄本而异于程甲本,从而认定“这确是一个残脂本”。在京的部分红学专家也从该抄本的残存状貌、纸质墨色、抄写款式、特殊用字、回前诗的格式和避讳字的写法等方面考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早期抄本的残本;又从脂评本和程高刻本的版本异同比照分析,认定其底本文字为脂评本系统,许多方面有与其他脂评本可互相参证处。并由此本避清康熙“玄”字讳,即或缺末笔、或改为元字,而不避道光皇帝讳,可大致确定抄成年代当在清嘉庆朝或之前。其中此本独出的文字更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冯其庸先生在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撰长文予以专门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版本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相信这部新抄本的出现及流布,必将促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此,我们专门约请发现及收藏者卞亦文先生及红学家林冠夫先生、杜春耕先生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学生任晓辉先生谈谈对此抄本的初步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全芳备祖》刻本是元椠

南宋陈咏编的《全芳备祖》,是研究南宋以前我国农史、文学、植物学的一种重要资料。明天启间王象晋据之编成《群芳谱》,三十年代,赵万里先生编《校辑宋金元人词》就用过它。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引《全芳备祖》的,所在多有。这本重要古籍,可惜得很,我国一向没有刻本流传,抄本倒是不少。据笔者所知,国内公私所藏,起码十个以上。一九七九年,日本友人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我国刻本(残本)全部照片送给我国,农业出版社配以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室所藏徐氏积学斋抄本过录本为之影印,列为《中国农学珍本丛书》第一种。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结晶,是一桩值得称道的学林佳话。     

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论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十年(1871)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有学者于《文献》撰文认为是久已失传的明代嘉靖癸卯(1543)碧筠斋刊本《西厢记》。今据明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有关碧筠斋古本的校勘及说明,验之同治抄本,可知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并非明代碧筠斋本《西厢记》,实乃赝本。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聚集在长春，就“中华古籍的世界传播”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近代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60多家藏书，其中善本654种。岛田翰的《古文旧籍考》考察了日本所藏中、日、韩刊刻的汉籍版本源流，分别考证了旧抄本、宋椠本、旧刊本、元明清及韩刊本，厘为四卷。     

黑水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

一据《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书目》记载,唐代于立政撰有《类林》十卷,但原书久已不传。本世纪初敦煌出土了几种《类林》抄本,现分藏于巴黎(P.2635)、伦敦(S.4588、78、79)、列宁格勒(DH.960、6116)。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类林残卷”条判断P.2635即为于立政本,日本学者川口久雄所断亦同,其依据是卷数一致。1908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在西夏黑水故城遗址发掘,取走大量西夏文文献,其中便有西夏文《类林》,亦为十卷,保存完整程度远胜于敦煌残卷,且是刊本,字体清晰,印制精     

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

标明为明人李贽评点的《水浒传》,至今犹存的版本有三种:即容与堂一百回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容本”)、袁无涯一百二十回刻本《出像评点水浒传全传》(以下简称“袁本”)和芥子园一百回刻本《忠义水浒传》。芥子园刻本的眉批和行间夹批,基本上与“袁本”相同,且是清间刻印,因此没有加以辨析的必要。“容本”与“袁本”都刻印于明万历年间,虽都标明为李贽所评点,但其评点的笔调风格、艺术见解、思想内容均有极大的不同,显然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弄清两者之间到底那一本是李贽的真迹,对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以及李贽在批评史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倾向于“容本”是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