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事故犯罪刑罚配置之比较研究

我国事故犯罪的刑罚配置与国外事故犯罪的刑罚配置相比,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性,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对事故犯罪的刑罚配置作出正确的界定,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更为完善.笔者认为,我国事故犯罪的刑罚配置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应当予以完善.     

损害原则视角下持有型行为的犯罪化限制

从现代各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来看,持有型行为的犯罪化已成为一种新的立法趋势。持有型犯罪的规定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因此探寻持有型行为犯罪化的正当依据并对其犯罪化予以限制就成为必要。损害原则是自由主义刑法观下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虽然其含义由造成实际损害发展至预防损害发生,有一定的扩张,但这并不妨碍其对持有型行为的犯罪化从客观行为和主观罪过两方面予以限制。     

中国刑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从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入手,探讨新时期下我国刑法的犯罪化的任务和非犯罪化的使命,指出未来刑法将循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双向思路进行.     

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网络犯罪法益的公共化与刑法回应路径探析

在网络社会交互性的推动下,网络犯罪的法益出现了公共化的趋势,呈现出向网络公共安全、公共信息安全和网络公共秩序的扩展.网络犯罪结构的上述变化亟需刑法在理念和实践中予以重视,基此现有刑法对于网络犯罪规制的时间节点、内容范畴与解释路径均需调整.     

征地腐败犯罪刑法惩治的问题与对策

较之一般腐败犯罪,征地领域的腐败犯罪具有危害更严重、主体较特定、共犯性更突出、政治性更明显的特点,为此,必需对其予以严惩,然而司法实践却存在轻刑化倾向.刑法从严惩治征地腐败犯罪,必须在立法上降低腐败犯罪的入罪门槛,在程序上确立并贯彻法定的正当程序,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民众参与.     

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少数人权利保护——《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介评

2003年1月28日,欧洲理事会通过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之<关于将通过计算机系统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犯罪化的附加议定书>.它是最先关注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从事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并将之刑事化的国际立法.它确立了四种犯罪:通过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传播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资料、以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威胁行为、以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为动机的侮辱行为、否定灭绝种族罪和反人道罪或认为其罪行轻微,赞成上述犯罪行为或认为其正当合理的行为.借助<网络犯罪公约>所建立的先进法律机制,<议定书>形成了通过打击网络犯罪中的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的国际法律机制,对于完善我国相应刑事立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立法观念严重制约了对当前环境风险的防范及其有效治理,难以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做出有效规制。顺应“犯罪化”、“处罚早期化”等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学习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扩张处罚,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实现刑法对环境污染防控的前置保护。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已呈现企业化发展趋势。综合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过程与表现,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特征:企业化转型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两种模式;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利用企业或商业组织进行犯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外部控制能力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更具掩饰性,查处难度增大。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犯罪市场化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犯罪组织化是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我国转型期社会环境及制度缺陷是促成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企业制度的高度相似性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     

间接约束因素的缺失与犯罪发生关系的分析

犯罪社会学中的间接约束因素指犯罪暴露度与文化规范。犯罪暴露度的下降与文化发展的失衡是当代中国社会犯罪上涨的重要外因,因此,犯罪控制应当将犯罪暴露度与文化发展纳入其中。     

大学生犯罪原因及预防

如何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已成为当前研究大学生犯罪的首要任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的有机结合,主要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不良社会环境导致价值观的沦丧、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家庭培养制度的落后、不良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大学生个人因素等等。通过对大学生各种犯罪现象的剖析,对制定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对策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探析

《唐律》对共同犯罪作了细致、完备的规定,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对共同犯罪人以区分首从为原则,而且,将共犯与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犯罪还存在共谋共同正犯、事后共犯、陷害教唆等。     

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出罪事由——基于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双层考量

卧底侦查行为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侦查行为,其规制涉及到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在卧底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经常实施大量的具备犯罪构成形式要件的涉罪行为,理论界对这些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存在诸多论争,但现有的各种理论只能对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进行一种片面的解读。按照先客观后主观的考察路径,以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双层次评价标准,能够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罪与非罪划定合理的界限。     

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

阐述了不作为犯罪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履行的义务,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以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行为人必须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而未履行,不作为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由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等问题。     

自招危险的紧急避险适用研究

自招危险是指由避险行为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招致的危险。对于自招危险的紧急避险适用问题,中外刑法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该问题应根据自招危险的不同类型具体加以解决。对于有犯罪目的的自招危险,应否定紧急避险的适用;对于无犯罪目的的自招危险,则应根据自招危险产生的具体原因来认定是否适用紧急避险。     

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立法价值评判

刑法应当增设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其构成要件之前后罪都应是故意犯罪 ,时间条件是后罪发生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单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决生效以后五年内 ,且前后罪中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持有型犯罪的罪数认定疑难问题探究

引起广泛争议的是关于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形式、主观构成和证明责任等问题,但是由于该类罪的特殊存在形态,致使其在罪数认定上表现出复杂性。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为了实施其他后续犯罪时,以后续犯罪的预备犯处理;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因为已经实施其他前继犯罪时,以前继犯罪的事后不可罚状态论。只有当司法机关难以证实前述情况时,才可以持有型犯罪一罪论处;当持有与任何前罪、后罪都不存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关联时,可成立持有型犯罪与他罪的并罚数罪。     

未成年人青春期道德发展与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其道德发展密切相关。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14—18岁的未成年人最关注的社会规范并不是法律,而是同伴的评价;其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之间并不一致;他们往往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本身看作是个人决策,而不是道德选择。针对道德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应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以"持续性"和"阶段性"为标准进行分类;运用"恢复性司法"和"羞耻重建"理论,给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改过的机会,同时对现行监禁方式进行改革尝试。     

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理论上存在矛盾,实践中毫无根据。根据犯罪构成内容的事实特征要素具有明确性和具体性两个条件,应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剔除,从而形成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的“三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