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诗式》与禅宗

南宗禅对心性理论的重视,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哲学基础。两栖于丛林和诗坛的皎然由此入手,从禅心与诗心的类比出发,用禅境喻诗境,用禅法喻诗法。皎然开启的“以禅喻诗”的诗歌审美道路下启司空图、严羽,形成了中国诗歌美学中极具特色的另一路。     

论皎然《诗式》的两点局限

唐末诗僧皎然想给诗歌创作树立一个理想的艺术准则,于是创作了《诗式》,使之能“庶几有益于诗教”,能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但是《诗式》对谢灵运的诗歌评价与对唐代诗人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皎然文学思想的变化

<诗式>是皎然晚年的作品,<诗议>是皎然早期的作品.<诗议>肯定用事,基本否定齐梁诗,反对俗巧,但大历时期文风崇尚俗谑,盛行游戏为诗,士风狂放不束,盛行洪州禅,对齐梁诗的看法有了变化.因此皎然晚年<诗式>,不但不再反对俗巧,反而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对齐梁诗多持肯定态度,否定用事.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文学思想有了交化.认识这种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年间的文学思想.     

皎然《诗式》"作用"论

“作用”是皎然《诗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系到对皎然诗学整体及《诗式》理论结构的把握理解。它本是佛学的常用语,皎然将之引入诗学,其涵义指向诗人个性创造力的表现,具体内容则为立意取境的运作,在意境理论生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其意涵隐蔽不彰,有的解释甚至出现淆误,故探索清理其概念范畴具有重要价值。     

《诗式》"西北有浮云"条疏证

皎然认为钟嵘缺乏史识,又不是诗人,因而不具备批评家的资格.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的学养渊源有根本的分野,表现在诗学观念上,则是对诗与学、诗与理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     

旧题王昌龄《诗格》臆说

《诗格》二卷的分离,在考据之外,有更深层的理论意义。通过《诗格》卷上与《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及《诗式》的理论倾向之比较;通过《诗格》卷下与《诗式》的意境理论及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传承之比较,可以确认《诗格》二卷分离后各自的理论背景及合视之所呈现的唐代诗格发展的轨迹。     

论皎然自然观和取境说的统一

以皎然的《诗式》为文本,将其提出的"自然观"与"取境说"加以论述,并证明这两个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即追求的是在取境的过程中体现出自然,达到自然观与取境说的统一。     

《焦山诗汇》序

焦山诗歌之缘起及其兴盛繁多之原因,主要在于幽静深藏之自然环境、丰富多彩之寺藏文物以及工诗博雅之僧众传承,提供了吟咏焦山诗之客现条件,招引历代作者荟萃于此,故其势如长江万里,奔腾澎湃,而蓄于海门。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诗序》作者与时代研究综述

鉴于《诗序》作者与时代问题争论千余年后仍无定论的研究现状，特对其研究状况作了纵向梳理，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在梳理过程中，尽量探求诸种说法所以得出结论的合理因素及论证中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历代观点作了初步统计，得29说。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学史上有着疑古革新的开创性意义.然而有关欧阳修<诗本义>的研究,虽然从最初的少有人问津到队伍逐渐扩大,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经学范畴,研究方法亦呈多样化,但论述的角度似乎仍囿于单一性与阐发性,缺乏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