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特征与养老风险 家庭结构与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其家庭结构。而“4—2—1”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未来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郭志刚等利用90年普查数据,对独生子女之间婚配概率的推算结果显示,     

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探讨

农村男性精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有追求向上流动的现实需求 ;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城市独生女家庭由于女性独有的社会生存能力缺陷 ,面临着养老危机。同时 ,在城乡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与控制机制的城乡差别作用下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较农村早得多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二者的互补性促成结合 ,从而形成独特的、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

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成为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一代特殊人口与一类特别家庭。对二者界定的不同标准造成了对其规模估计的分歧和深入研究的困难。根据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估算出我国现有独生子女数量约为 90 0 0万 ,其中城市独生子女的数量远远高于农村。独生子女之间彼此婚配 ,有可能会形成广受关注的“四二一”家庭。研究显示 ,大城市中独生子女间的婚配概率似乎更高一些 ,但对于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家庭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 ,其大规模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对“独生子女”以及“独生子女户”的关注 ,主要来源于对“独生子女”养老能力的质疑和对“独生子女户”养老需求获取满足的前景的担忧。国家目前正在通过“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措施帮助“独生子女户”逐步消除后顾之忧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数量逐年递增,其家庭养老问题倍受关注.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年龄、人口和支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独生子女家庭是被简化到极至的高风险家庭结构,要对"空巢"家庭给予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结合实际,研究人口老龄化形势下的中国养老保障问题——评《中国养老保障研究》

由王树新主编的《中国养老保障研究》一书已由华龄出版社出版。养老保障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该书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系统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形势 ,在社会、家庭急剧变革的形势下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探讨了养老保障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该书重点讨论了如下问题 :养老保障改革的难点与出路 ;养老保障中政府、社会、单位、家庭、个人所承担的角色 ;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与规避 ;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养老保险机构的调整 ;城乡养老保障的未来之路 ;老年医疗保障 ;住房养老保险 ;独生子女父母的养…     

中国独生子女与多子女老年人养老意愿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超过40%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院意愿,拥有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半数以上预期会入住养老院,远高于拥有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老年人。日常得到子女情感支持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家庭中实际养老照料人越多的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可能性越低。居住社区差异对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居住在街坊型社区与商品房社区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高;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区域社会经济差异会促使多子女老年人、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上升,同时会促使中部、西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降低。城镇户籍会增强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同一区域内的多子女老年人中更为突出。少子老龄化时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需要根据老年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做出适度调整。     

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文章在多方案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发现2016年起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从宏观上减缓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要大于减缓老年人口系数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00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会使我国在2030左右提前关闭“人口红利”的机会视窗,但它能减缓21世纪下半叶的总抚养比,从长期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从微观上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提高“四二二”家庭结构比例,增强2040年后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的家庭养老功能,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保障

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即关系到国家生育价值的实现,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从风险成因上看,少子老龄化,人才流动和城市迁居趋势及家庭结构核心化等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扩大的重要原因。从风险形式上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和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严重的经济保障风险和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精神慰藉等非经济养老风险,而经济保障风险尤为突出。本文立足风险视角,分析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成因,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并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的建议。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如何解决好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本文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60岁以下农村独生子女特殊困难家庭抚助政策的探讨

2004年,国家开始进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工作,将60岁以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纳入扶助视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对于60岁以下特别是45～60岁的一些存在特殊困难（独生子女死亡和伤残）的家庭,在国家层面上还尚未出台相关政策以进行抚慰和帮助（简称“抚助”）。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怎样的抚助模式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养老市场:2015年超4500亿

在老年人口过亿的同时,我国的独生子女也已过亿。中国首批独生子女已步入中青年,出现了目前中国社会中典型的"4-2-1"结构家庭,面临赡养老人和养家育儿的双重压力,照护老人力不从心,对专业化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以及空     

河北省子女养老效益及其城乡间的比较

在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变过来的中国,养老保障历来是家庭生育孩子的重要目的之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发展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省份,城乡家庭生育孩子的养老效益在孩子总效益中处于何等地位,以及孩子养老效益的影响因素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河北省抽样调查汇总资料(1991年数据)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变迁产生广泛影响,家庭内部代际互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伴随“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兼顾工作与家庭,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向子女的（外）祖父母寻求育儿帮助,老年人隔代照料作为家庭层面支持生育的有效方式之一也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经历会增强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体现了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与家庭成员责任承担的相互交织;子女给予老年人养老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隔代照料经历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强化其未来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意愿。在现阶段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始终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外）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利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突出老年人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促进代际协作融合,在家庭内部逐步形成照料孙辈与赡养老...     

中国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养老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的福利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即将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模式正在向新的方向发展。通过对主流养老、机构养老、旅游养老、迷你型家庭养老院模式的分析,揭示了现阶段中国养老模式的多维变化及未来养老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问题的思考

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而且是关系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的大问题。养老保障的核心因素是经济保障,所以本文仅就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经济养老保障问题进行探讨。     

“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本文着眼于人们谈论颇多的“四二一”问题,主要讨论对“四二一”结 构的定义、“四二一”结构形成需要的条件、“四二一”结构在全国发生的几率,及其对 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四二一”结构更倾向于是一种家庭结构,它遵从于 广义的家庭户概念,强调的是代际关系,指的是在广义的家庭形式下三代共存的现 象,应该至少涉及两代独生子女。并进而提出“四二一”结构的形成需要满足的三个条 件：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以及连续两代独生子女。在对影响“四二一” 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简略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四二一”结构在现实中存在的可 能性。最后指出,尽管人们对未来“四二一”结构的形成及其后果有种种猜测和忧虑, 但实际上严格意义的“四二一”结构的出现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其实现的可能性 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

本文采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2001-2018年7期专项追踪调查数据,聚焦年龄效应构建个体增长模型,深入探究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策略随家庭结构而异,同时该策略会因老人年龄调节而有所调整。其中,随年龄调节,“变为独居”老人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经济支持;“一直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与其子女间情感亲密越差;“变为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逐渐获得更多日常照料;“一直隔代同住”与“变为隔代同住”老人会得到子女更高水平经济支持,并减少照料支持提供。结果揭示了在老龄化与城市化并行推进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在农村的主体地位仍牢固,巩固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对缓解农村社会养老压力意义深远;揭示了社会应重视不同家庭结构老人的群体异质性,提倡老人接受符合其养老期待的差异化社会养老服务;揭示了孝道观念深刻根植于子女内心并不断驱使其改进代际支持策略,通过两代人的不同支持行为,利用各自优势实现需求互补,这对促进家庭代际和谐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