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党必须做到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要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执政地位,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执政方式。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话题。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党的干部的执政能力,它有量和质两方面的不同与区别;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建设,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又是体制、机制改革的第一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个体而言,是干部素质的提高;就整体而言是党各个方面建设的协调。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将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引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它将决定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走向。     

关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几个问题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十六大在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的重大任务,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达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党执政的特点,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绝对必要的.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学习江泽民十六大报告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具有全局性作用。这一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关键是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民主的政治体制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最重要的是党依法执政。     

积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之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我们既要积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也要积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在党的领导方式上，必须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在党的执政方式上，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协调统一,而这三者的协调统一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从制度和法律上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举措。然而,在依法执政中存在的问题,影响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径选择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而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又是党是否能够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增强其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关键性因素。新形势下,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是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优选路径。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浅探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党的执政方式科学与否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关系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相统一的,实现二者统一的关键是党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由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的新发展。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条件,是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遵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     

解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探索执政规律、总结执政经验的需要,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执政体制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执政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需要,必须实现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统一,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统一,努力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必须坚决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党的主张依法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论“两个务必”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夜,面对取得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深刻阐述了怎样执政、为谁执政的问题。“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历史实践证明,坚持“两个务必”是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思想保证,是我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     

马歇尔使华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继赫尔利在华调处失败之后,又特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处国共关系,以图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以及中国复杂的政局,马歇尔调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事件对中国内战产生了特殊影响。马歇尔调处的前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后期的调处却助长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到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