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跨界水污染视野下区域合作行政的法制保障——以长三角为例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亟待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流域跨界污染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合作行政治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托——水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制度安排和合作规则等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促使长三角地区政府合作行政更为高效。     

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成功要件——基于湘渝黔“锰三角”地区水污染跨界治理的分析

一个有效的跨界治理模式应具备某些特定的结构特征和成功要件。“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结构特征以及共同利益的有效分配、跨界合作平台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完善等要件成就有助于跨界治理走向成功。这些结构和要件的提出为跨界治理成效进行事前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标准，为制定跨界治理具体政策提供了技术参照。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测度及优化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流域治理是系统工程，任何主体的单独行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必须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共治。构建包含利益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的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系统，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协同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存在整体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区域联动机制不完善不成熟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流域区域利益激励机制差异大、监管机制整体重视程度不足、协调合作机制缺乏持续性等。基于此，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水平的建议，具体包括构建利益激励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长期持续的协同机制。     

对《水污染防治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及建议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污染防治法”课题组一行30多人于2003年7月15日至2003年8月10日,对《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实施情况展开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对河南省的水污染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地方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联系《水污染防治法》在淮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实施情况,项目组提出了对《水污染防治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及建议,以进一步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和有利于该法的实施。     

共谋效应：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实地研究———以“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为例

跨界流域水资源问题主要包括水量分配和水污染。已有相关研究涉及了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上下游利益博弈和经济补偿等诸多方面。SJ边界环保联席会议的实践表明：目前以一级政府下属的环保局为主体的跨界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实质上是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其社会效应体现为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上下游的利益博弈,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避免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其生态效应却是联防机制,不仅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而且由于它将污染事件信息控制在内部,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河流的水污染。     

川渝地方政府长江上游跨界防治水污染问题研究——基于“公地悲剧”理论的视角

新时代背景下,跨界水污染治理问题已成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2019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文本分析,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与水污染排放主体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城市产业的数量与水污染治理难度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将长江上游作为水资源"公地",将川渝两地长江上游地方政府作为"水资源使用的主体",运用"公地悲剧"理论构建逻辑框架,分析川渝地方政府长江上游跨界防治水污染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经济人"特性扩大跨界防治张力,水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加剧地方政府的竞争,长江上游的跨界及竞争场域增加防治的难度。提出加强顶层设计,落实责任;严格依法治理,提供保障;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支持;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机制等跨界防治水污染创新路径。     

试论淮河流域污染及其治理

随着流域内经济的不断发展,淮河流域遭受的污染程度日益严重,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4年5月,国务院正式启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现行的政策措施不能有效地激励排污主体积极参与到污染治理中来,淮河流域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比较分析传统的污染治理措施,重新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方法,以期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益协调机制

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对我国新疆地区用水安全及工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作用,然而作为跨界河流,中国与其下游哈萨克斯坦在很多利益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两国的合作开发面临很大挑战。通过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目前相关合作现状的研究以及水资源合作开发利用主体及其诉求的分析,依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利益协调机制理论模型。     

跨界合作背景下艺术与设计的交融

在艺术越来越贴近生活的今天,艺术家跨界合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艺术界与商界都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阐述了跨界产生的原因,厘清了跨界合作的方向及类别,分析了跨界合作的优势所在。跨界合作可以强强联合,打造出优秀的品牌,这是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也是大众审美提高的一个表现。     

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协调条款的设置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建立在流域整体生态的基础上,而现行法律仍以跨行政区域为基础,缺乏协调统一性。对地方立法而言,碎片化的立法模式使得地方现行水污染防治陷入困境。这种现状催生了流域各行政区域协调合作的立法需求,因此需要设置协调条款对地方立法中流域各行政区域的关系及制度进行协调,其中省际行政区域间的协调是关键。以松花江流域为样本,识别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的协调条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并对协调条款中的基本要素进行规范性建构,以破解地方立法碎片化问题。     

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湖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整治对策

江汉平原湖区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洪涝灾害严重、泥沙淤积和沼泽化现象普遍、湖泊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血吸虫未得到根治等是该区目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流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条件及人为影响密切相关。治理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主要包括:树立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统一规划管理,突出治水中心环节;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标本兼治;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湖区资源;控制湖泊水体污染、治理湖泊富营养化现象;构建完善的湖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淮河流域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将其外部环境不经济性内部化所采取行动的外在表现.文章基于2000-2005年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对其环境行为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利润、企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企业环境行为正在由消极环境管理向积极环境保护转变,环境意识正在由"先污染、后治理"向"边污染、边治理"转变.虽然针对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针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存在着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对工业废气的治理重视不够等问题.     

安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多元化融资模式研究

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融资方面存在历史欠账较多、治理资金匮乏分散以及使用不当等问题.结合目前国内水污染治理主要投融资模式“建设—经营—转让”（BOT）融资模式,提出政府应确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投融资和运营机制,加强水环境保护投融资项目运营管理,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实现污水统筹治理;综合运用BOT模式的优点,又切合实际地探索其他可行性强、针对性强的流域水处理投融资机制,例如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等,采取多元化投融资手段进行水污染防治.     

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

本文依次分析论述了淮河流域在我国原始社会、夏商周三代 (含春秋战国 )及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 ,认为 :旧石器时代 ,淮河流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 ;新石器时代 ,该流域是重要的文化交汇区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夏商周时期 ,淮河流域国族的向背直接关乎王朝的安危 ;春秋战国时期 ,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加速 ,各大流派思想于此滋生并相互激荡。秦汉时期 ,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人才辈出 ,文化发达。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从文化来分析 ,先秦秦汉时期 ,淮河流域在全国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跨界海洋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探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海洋污染活动,跨界海洋污染不仅造成了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更会影响国家关系、诱发国际冲突。为了有效处理跨界海洋污染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对跨界海洋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系统分析,明确跨界海洋污染防治的法律措施,以便为跨界海洋污染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     

略论宋代淮河流域的印刷业和文具制造业

印刷业和文具制造业是宋代淮河流域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也是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中的一个亮点.本文从区域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宋代淮河流域印刷业和文具制造业的发展轨迹及其特点.     

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的相关理论问题初探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在应对跨界污染争端时,如何避免它比如何解决它更加有意义。争端避免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和程序的运用,预防和避免可能导致争端的情事的发生。传统的机制应对国际环境问题的不足,以及国际环境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发展,为国际环境争端避免机制产生的基础。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包括国际法的基础、具体方法和程序以及特定机构三个要素。     

中国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发展

分析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两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以及二者关系的类型与特点,并结合深圳、上海、香港等地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合作发展经验,提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团管理,法规监督"的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展的互动机制。     

基于DSR模型的淮河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淮河流域六安段饮用水源污染隐患突出,生态功能下降,季节性污染严重,城区水域景观功能弱化。基于DSR模型,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选取淮河流域(六安段)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建立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对2005年至2010年淮河流域六安段的生态安全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至2010年,淮河流域六安段生态安全状况正在不断改善,生态安全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生态安全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其仍然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人类不仅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要采取措施,减轻和解除生态环境的威胁,从而使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健康和完整。     

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探讨——以巢湖流域内环境保护为视角

巢湖流域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区域,巢湖流域生态补偿,很大程度上是流域中下游地区对上中游地区和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补偿。巢湖流域应以农村地区环境与流域水资源保护一体化为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包括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等系列补偿措施,实现城乡协调、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