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陈嘉庚的影响管窥--以陈嘉庚研读和"发挥"《三国演义》为视角

<三国演义>有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内涵.从陈嘉庚平生熟读<三国演义>及所受影响为视角,可以窥见儒家大一统观念、民本思想、道德规范及理想人格等对陈嘉庚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考察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揭示陈嘉庚人格精神的文化渊源.这对于我们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光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有助益的.     

论孝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价值

家庭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儒家孝道在构建和谐家庭中有着重要价值。传统孝文化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赡养父母、尊亲敬亲和谏诤。传统孝文化对建立和谐家庭、培养家庭成员博爱思想和合作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从儒家的孝慈观看现代社会父子之伦的模式改塑

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孝道慈观为核心的封建孝道思想内容丰富 ,源远流长 ,强调子孝是封建孝道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关头 ,面对逐步转型的社会 ,认真分析封建孝道的精华与糟粕 ,我们认为从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缓解现代社会家庭人伦冲突出发 ,通过对养育子女人伦观和赡养人伦观的改塑 ,建立以父慈为核心的家庭人伦观 ,唤起对未来家庭人伦观的伦理警觉 ,无疑具有明显的现代意义     

论孝在构建和谐家庭中的价值

家庭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儒家孝道在构建和谐家庭中有着重要价值。传统孝文化为构建和谐家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赡养父母、尊亲敬亲和谏诤。传统孝文化对建立和谐家庭、培养家庭成员博爱思想和合作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主要靠家庭权力机制、伦理道德机制、官方惩罚机制三个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型体制,建立在孝道工具化基础上的家庭文化成了当今孝道衰落的根源。传统孝道成了父母控制家庭和子女的工具,掌握家庭权力者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由于文化系统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人性教育,其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孝道,子女(媳)才会真心尊重父母及长辈。     

先秦儒家眼中的“孝”

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体现在家庭伦理上则子女为父母养生送死;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则是仁民爱物;体现在政治伦理上则是移孝作忠,基本完成了对孝道的理论创造和思想架构,为后世儒家孝道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构筑了思想框架。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嘉庚的民俗观探微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爱乡思想与他深受集美乡土文化影响有极大关系。这种影响终其一生， 使滋养他的下层文化与其从上层社会习得的精英文化， 在他身上形成特殊的整合， 这突出表现为他对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所持有的极具个性化的民俗态度     

永不言老的外婆

如果评比亚洲哪个国家对老人最孝顺,我会投韩国一票。我在旅韩期间,对韩国人的孝道文化感受颇深。韩国作为我国的近邻,是受孔孟儒家孝道学说影响最深的亚洲国家。在韩国,90%的国民认为,行孝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也是做人的美德。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敬业,对国家才能尽忠。“孝道”作为儒学文化的基石,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在韩国,不尽孝就被人瞧不起,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初听此话,我多少有些半信半疑,但经过在韩国的一段亲身体验,的确感受到了“孝道”在韩国的历史沉淀…     

辨析对《论语》中“孝”的误解

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的思想;在回答如何做到“孝”时提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论断。有人由此认为,孔子提倡的“愚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压制了子女的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子女的发展。本文试图诠释《论语》中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消除人们对其中“孝”的误解。     

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     

对传统孝道的解读——从社会道德信仰视阈的审视

站在道德信仰这个全新的视角上，我们发现孝道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沦丧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唤醒国人心中的“孝”感，使传统孝道回归家庭，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通过采取孝道教育的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对孝道的信仰，使之成为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期道德信仰的连接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孝道与唐代官吏

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孝道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标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措施激励官吏做孝道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官吏的道德素养。唐代官吏大多数不仅躬行孝道,而且积极劝导百姓行孝,使得“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行孝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聊城文化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简

聊城文化中“孝”、“真”、“美”的元素,深深影响了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思亲爱国,表真情、说真话以及“惨淡经营”散文美的特点。从中我们既可看出地域文化与季羡林散文创作之勾联,也可了解其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的价值。     

陶渊明的人伦观探微

陶渊明的诗文中展示了人与人的淳朴自然的亲情世界,他的人伦观是基于儒家的孝悌意识和仁爱思想,他将道家洒脱随化的精神内化成自己的人生态度,同时也以此调和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汉学家Mulligan对中国“孝”文化的误读溯源

由于传统文化和养老模式的差异,英汉民族对孝道重要性及其内容的认知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汉学家Jean M.Mulligan在其《琵琶记》（The Lute）英译本的长篇导言中对该剧孝道伦理进行了探讨。Mulligan之文化误读,是由中西孝文化语境认知的互为观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