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老舍

老舍的重要价值 ,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文化批判及国民性问题的执着关注。而老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其切入点和出发点正是“京味”浓厚的老北京文化。浓染平民色彩的“京味” ,通过幽默对市态的生动而完整的展示 ,作品中特有的“京味”语言 ,以及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众多北京市民阶层中富有典型性的人物 ,构成了老舍作品的鲜明特色 ,折射出“京味”文化对其文学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及他主动从其中汲取创作养分的创作意图。“京味”文化与老舍之间存在着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互动关系     

从市民形象塑造看老舍的文化心态

老舍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现代市民社会。透过老舍笔下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世事变迁,可以看出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清醒认识,也可以看到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独特的文化心态。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愚弱而神往古老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拯救下获得新生,一方面又对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败表现出难以按捺的焦灼;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他既抨击古老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又力图让传统美德溶进时代潮流中去,从而显示出他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觉醒和困惑。     

生命的困惑与挣扎──试析老舍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优秀的小说大师,塑造了很多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老舍不仅真实地展示了这些人物的生命悲剧,而且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挖掘他们复杂深邃、矛盾痛苦的灵魂,并且由此表现出来他独特的文化思考,这些是构成老舍小说具有超越时空的人文价值的重要方面。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下——论老舍小说的悲剧意识与悲剧品格

老舍以独特的喜剧方式和幽默手段去体现作品的悲剧内涵。其小说的悲剧形态有多方面表现 ,但最能体现其悲剧意识与悲剧品格的创作 ,是他站在文化观照的角度 ,对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撞击所进行的思考。老舍小说的悲剧心理有其特有的内在张力 ,形成了独特的“软而硬”的悲剧情感体系     

从《二马》看英国文化对老舍的影响

《二马》是老舍唯一的一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将中国国民置于英国文化环境中去表现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文化是老舍批判国民弱点、建构思想人格的价值准则 ,也是他作品幽默风格的重要源头。但由于生活经历等的影响 ,老舍与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 ,他更注意吸收英国文化中务实肯干、追求知识与文化、保护弱者的一面 ,而对自由、浪漫、爱等个人主义文化观念未加吸纳     

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满族文化情结,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建国前,主要采取"隐式满族文学"的形式,对满族的尚武文化、贞节文化、风俗文化采取压抑性的抒写策略;建国后,对满族文化采取了张扬性的抒写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与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有关,反映在小说风格上,"含泪的笑"的幽默艺术和悲剧结局正是他的创伤性记忆的典型表征。     

元以来北京戏剧所体现的北京文化特征

在金元至清末的近 80 0年里 ,北京文化造就了北京戏剧艺术的辉煌 ,北京戏剧也鲜明地体现出北京文化所具有的荟萃性、多样性、导向性、高品位性及京味等诸多特征 ,并因此名副其实地成为北京文化的代表之一。     

杂处中的比较与探索——论老舍在小说《二马》中的文化思考

在 2 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上 ,老舍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卓然不群。小说通过一个老中国国民在伦敦的生活描写 ,比较了中英伦理文化的不同 ,揭示了中国旧文化中的重仕轻商意识和无为混世哲学的有害性 ,并从中寻找到中国落后的文化深因。同时 ,小说还通过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在伦敦的生活描写 ,肯定了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伦理文化学习的文化取向。《二马》中的文化思考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了解这一点 ,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二马》的思想和艺术 ,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老舍的中西文化观     

论北京曲剧《四世同堂》对原著的改编创新

2001年,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成北京曲剧。这是《四世同堂》第一次改编成舞台剧,尤其是北京曲剧这样和老舍本人有很大关系的、很特殊的形式,因此北京曲剧版《四世同堂》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本文试图研究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如何通过这种新的形式得到了表现,并探讨北京曲剧《四世同堂》对小说的继承和创新。     

民间与经典的整合——论京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

罗贯中《三国演义》书成,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后通过清初毛伦、毛宗岗父子的整理和评点,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剧作者将其改编成各种戏曲,在宫廷、城市和乡村的舞台上频繁演出。京剧中的三国戏蔚为大观,这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同时京剧三国戏又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京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是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双重影响下而形成的。     

杨家将故事与水浒故事关系考述

杨家将故事和水浒故事极为类似：小说构成方面,杨家将小说和《水浒传》都是分段缀合结构,成书过程都与南宋时期的抗金斗争相关;人物渊源方面,杨志是杨家将后裔,鲁智深和杨五郎很相像,杨温的故事被《水浒传》吸收;具体情节方面,双方都有衅起良马、五台山参禅、征辽、还愿等内容,而且彼此之间明显有借鉴关系。考察双方的这些相似,有助于我们了解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李勣事迹辨

李勣归唐时的统治区只有黎阳一带,不像两《唐书》说的那样广大。李勣与唐太宗的关系总起来看比较亲近,《通鉴》记载的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勣）若徘徊顾望,当杀之”的材料不可信。李前去平定高丽时的官职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不是漫江道大总管;时间是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不是总章元年,两《唐书》中所记有舛误。     

古代“公案小说”辨异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 ,一些专业的辞书、论著 ,一致认定公案小说是在宋人的勾栏瓦舍中“说”出来的。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完了产生、发展、衰微的全过程。作为一种文体概念 ,公案小说是在大量的作品产生之后 ,经宋人的“说话”而定名的     

从《聊斋志异》的“书生”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补偿心态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故事,很明显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补偿心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艺术幻境补偿在现实中失落的人生目标和尘世欲求;二是通过否定科考、称道“出世”来寻求平衡、消解苦闷;三是借幻想中的美人对书生的相知相悦,寻求慰藉,肯定自我价值。     

林灵素事迹考论

却缘宋徽宗沉湎道术和有以道治国、政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道士林灵素才通过迎合皇帝以及朝廷权贵而得宠幸 ,从而推动着道教达到了一时的鼎盛。然而 ,正是因为宗教不过是中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林灵素也缘触犯“忌讳”而被驱逐。也正因为宗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宋徽宗将道教传播到高丽的计划没有太大的效应 ,王氏君臣所喜好的仍是本土业已扎下根来的释门“宝物” ,而企图排斥佛教的林灵素被当作危害“社稷”的头号“邪佞”加以斥责     

黎族民间故事论析

本文侧重于黎族民间故事中的生活故事、幻想故事和寓言故事的内容及其特色加以分析论述     

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

《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不仅将叙事世界由历史英雄、江湖好汉转移到了市井社会 ,而且成功地将故事主角由明代部分传奇小说中的才子置换为市井浪子 ,从而使主角的人物定位与人物言行取得统一。但《金瓶梅》人物谱系的多元性也使其人物性格往往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 ,这就造成了《金瓶梅》自身的不协调 ,并给《金瓶梅》之后才子佳人小说的一度兴盛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