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法律平等观

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却认为表面上貌似中立的法律,实质上表达了男性的意志,影响了以女性、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平等权的实现.社会性别分析理论为如何实现法律权利的实质平等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论中国近代女权崛起中的男性逻辑

中国女权的崛起离不开男性的倡导和宣传。然而,男性提倡"女权"的初衷不是出于"男女平等",而是基于三点逻辑思路:第一、国富民强逻辑;第二、自身危机逻辑;第三、男性是女权的捍卫者逻辑。由此,男性便采取策略促使女权崛起。首先,他们会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然后,他们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用"义务平等"代替"权利平等"。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回应着男性心中的女权主义,从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素质研究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女性素质问题 ,为寻求两性平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即不仅仅满足于法律意义上男女间的权利平等 ,而是以心理研究为基础 ,从性别关系分析着手 ,研究女性为何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及如何获得真正平等。     

权利、自由与公正——对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观念的思考

实现两性基本权利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核心内容,权利平等还可以引出两性之间机会平等.男女平等理论需要自由对平等作出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在强调权利平等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女性自由的实现.男女平等实质上是平等与差异统一之上的性别公正,它一方面肯定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权利平等,同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差异性上的分配结果的平等,以结果平等为目标来保障妇女权利,其关键就在于弥补妇女因其不利地位而失去的平等,使妇女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性别公正是在保障两性基本权利的平等上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法律问题的思考

劳动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各国宪法对公民的劳动权利从享有到保护都有具体规定.农业户口不能影响农民工作为《宪法》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身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并且应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即在劳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禁止不合理差别存在.分析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中涉及的劳动者资格的法律依据、劳动权利内容、平等劳动权利的含义等法律问题,既可以推动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农民工劳动者与非农民工劳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的和谐发展.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社会政策——论社会政策的两面性

社会公平是社会政策的主流价值观,男女平等是社会政策诉求之一.但是,社会政策与男女平等并非天然相关.从实践来看,社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性别意识缺乏的条件下,社会政策对女性权利的保护可能会"事与愿违",成为巩固男女不平等机制的保护伞;在性别平等意识主流化的条件下,渗透了社会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必将成为维护女性权利、实现男女平等的有力保障.     

现代女性文论中的正义观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被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在正义方面的天然不公平性.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她们利用男权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自身的特质.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性文学中的叙事,才能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正义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正义既关乎社会秩序,更牵涉女性权利.进入当代,女性的社会权利、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女性文学在公共领域内的不在场导致其公共话语权的缺失.女性文学又过分强调自我而割裂同男性的联系,更加剧了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思潮不断变幻的今天,女性只有书写自我、挖掘特质,同时善用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宏大叙事,在公共领域内彰显自我并与男性一样“在场”,与男性构成“我们”的共同体一起对抗男权社会的侵袭,才能实现对女性正义观和正义地位的现实构建.     

西方公民资格理论的当代复兴与价值意蕴

公民资格理论经历了从古典义务导向到近现代权利导向再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公民资格观的演变复兴过程.公民资格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复兴,为解决自由民主制的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即现代民主应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的"的协商民主理论转变,同时强调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于基本的制度和正义,更注重公民的积极参与.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王安忆: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重读《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王安忆从性视角切入,指认男女两性的差异与不平等.王安忆对女性生命行为的审视,是放在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等共生系统中进行的,一方面揭示了女性生命的原生态与被动态;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女性对自我身体价值的醒悟与对性权利的主张,并指出女性的这种由自我意识衍生出的性行为,对男性的性霸权构成挑战.王安忆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彰显了她作为激进的先锋女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规约的批判与反思.     

批判与重构:萝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意义

萝特对基督教传统中的性别主义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建构了一套基督教女性主义方法论.以对圣经的权威和基督教传统的质疑为起点,她对基督教传统展开了三重的批判和重建.第一,基督教传统的象征都是被厌恶女性和否定女性的观点塑造的.所以,要对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中厌恶女人和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第二,为构建一种将女性包括在内的基督教理论,要探索可用的传统,恢复可选择的、先知的、平等的传统;最后,重构克服男性中心主义的基础范畴,用一种平等的、能带来正义的方式重新展望基督教的神学象征.     

刑事诉讼中女性权利之缺损与救济——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

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应对关涉女性重要权利的性犯罪以及家庭暴力问题上,由于立法中的性别缺失,导致女性在刑事诉讼中相关权利缺损,无法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刑事诉讼立法应实现性别回归,确立性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被害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家庭暴力的公诉制度,以救济女性在刑事诉讼中缺损之权利,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性别平等。     

资格、应得还是权利?——评诺奇克的资格正义

诺奇克的资格正义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资格正义同分配正义相对,而资格正义的“反模式化”立场使所有的分配正义理论都面临干涉人们自由的合法性指控。资格正义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资格正义在诺奇克的理论建构中充满着复杂的概念纠缠：诺奇克有时候将资格与权利和应得概念同等使用,有时候又清晰区别。厘清其中的意义分殊,对于理解诺奇克资格正义的真实内涵、理论地位和作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差异平等——聚焦女性婚姻家庭权利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婚姻法>保护女性婚姻家庭权利的相关规定,探索"同一平等"与"差异平等"的法律价值区分,得出我国婚姻法应当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坚持差异平等的结论,并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提出完善建议.     

中国女性人格意识的反思

“人格”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意思是：①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②个人的道德品质。那么,“女性人格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主体存在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或女性以自身应持有道德品格的自觉认识。这种意识的发扬和泯灭向来是中国妇女解决的...     

理性辨析教育公平及其相关概念

教育公平尽管已被高度关注,但仍存在诸多认识偏差进而导致歧义纷争;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正义四个相关概念既存在紧密的交叉关系,又存在合乎逻辑的循环关系,但皆从属于教育民主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教育平等是指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其关键是受教育机会均等的保障规则能否得到公认;教育公正是指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正义是指符合个体发展利益的受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是建立在教育平等基础上的诉求,教育公正是对教育公平的超越,教育正义则是最高的教育理想诉求.     

析马歇尔的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矛盾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提出了社会权利的概念,把公民资格从过去仅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公民资格和政治公民资格拓宽到包含社会公民资格。然而,社会权利并不是毫无困难地融入公民资格理论体系中的。最主要的困难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几乎必然相互冲突。本文介绍了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中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容,比较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同的来源和原则,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冲突。     

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

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正义的首要原则是平等,而关于平等的要求却存在着基本观念上的分歧。大多数政治哲学都承认某种形式的平等,问题在于给所支持的平等观以准确的界定和论述。平均主义所要求的结果的平等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是历史上众多社会革命的口号和纲领,但却存在实施上的巨大困难,甚至部分实施都可能导致养懒汉、破坏社会创新和劳动的积极性等问题。自由权利的平等观是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强调公民在人格和对待上的平等,尤其是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这种平等观强调机会平等,即前程向人才开放。可以把机会平等区分为理想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和竞争性的机会平等。非竞争性的机会平等仅仅要求:在人生的某些关键领域内,实现福祉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应该是平等的。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出现在种种机会的获得受竞争性的标准调整之时,有资格者通过竞争而获得。竞争性的机会平等变成了分配正义的一种形式。人们间的自然差别不可避免,但资源分配的正义制度要求不因种族、性别、出身、身份等属性上的差别而受到不同待遇,以便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