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

汉口保安公益会是近代汉口成立最早、最为规范的民间团体之一,在汉口城市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并兼顾私人需求的特点,严格自律,强化规章制度,增强会员联系,培育成员一体感,表彰成员功绩,树德立范,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为当今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传媒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研究

传媒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可以形成组织、监督、制衡的力量,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一方面通过媒体公共性来引导市民社会的完善与成熟,聚合受众,培养公民意识,使市民社会成为政府正常运作管理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意见通过媒体公共空间得以有效充分表达,运用理性批评的手段,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进行监督,使传媒成为社会公共问题的早期发现者,公众利益的捍卫者。     

论"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辩证协调

"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都是客观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特征,不能混同."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层面;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解决了,但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还存在着.当前我国"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深层障碍,是一些人的"个人私利"夹带在"政府利益"之中侵占"公众利益".过滤和清除官员在利益问题上的体制性夹带,是当前"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基本防线.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它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公众对规划方案的认可度。公众在城市规划中扮演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等角色。通过对公众角色的定位,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之路径——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的视角

市民社会理论曾经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本文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首先应该是市民社会市民之自主开发,要发挥市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政治国家应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中国“市民社会”分析——背景、概念与现状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第三种途径,它提倡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就现实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指允许公众自由进入以形成公众意见,具有与政治社会良性对话的社会制度性空间;二是指由大量非营利的志愿组织组成,独立运作、价值中立的经济联合力量。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经济性市民社会发展态势迅猛,政治性市民社会仍在萌芽阶段。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框架进行流程再造,即构建一个包括市民、社团、摊贩、社区、城管、政府6种力量为一体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和谐。     

论立法民主参与中公众代表的代表性——以行政立法中的行政相对方为例

立法的民主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参与的主动性和质量是立法民主化的标尺。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始于《立法法》,但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立法的充分可靠性并没有保证,使得相对方参与地方立法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公众特别是立法中的利益相关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真正参与立法博弈是核心原因。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如何保证参与立法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学确定公众的利益代表人是当前立法民主的关键。     

岭南人文图说之九十一——广州第一公园与海心沙公园

公园是现代从日本、欧洲引进的理念,为市民公共休闲和陶冶品格的活动场所。广州的第一个公园建于原来的市中心惠爱路中段(今中山五路)附近,1917年由孙中山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