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

１９９５年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①徐蓝现代国际关系史始终是我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１９９５年正值纪念伟大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因此我国学者尤其重视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这方面９５年共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余篇，各种纪...     

论史迪威与美国对华政策

“史迪威事件”和史迪威本人,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外史学界几十年来热心讨论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史迪威忠实执行了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华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他之所以被召回国,是因为他未能适应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 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走上了由扶蒋抗日转到扶蒋反共的道路。这虽然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扶蒋”这一点是不变的。 对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曾解释说:“对中国,我们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有效地…     

论中国现代叙事诗形式美的演变

对于中国现代叙事诗,如果要给它分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美学风格,分为萌芽时期(即“五四”时期)、生长时期(包括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前期)和民歌风叙事诗收获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三个阶段。本文的任务是对这三个阶段叙事诗形式美演变作一考察。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叙事诗美学风格的演变不无帮助。     

苏联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中国在世界史的近代时期(即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1917年)中的发展情况是使人感到兴趣的,这首先是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几十年导致人民革命的力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诞生并开始壮大。苏联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史,如同对中国其他时期的历史一样,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研究。本文是对苏联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国国际关系史除外)作一分析。总结的起点以1972年为宜,因为在这一年苏联出版了一部由苏联中国学家集体完     

战争与和平:美国对华战略的运用——以战略困境模型为研究中心

美国在如何对中国实施遏制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陷入困境。为此,本文将建立一个多阶段两国博弈模型,即战略困境模型。该模型将从理论上对美国的战略困境进行解释。同时,通过对该模型的分析和其后的经验论证,系统分析相对实力的变化所导致的美国战略困境,以及该困境下美国将做出的战略选项。本文认为,这一结论既能解释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所表现出的两面性,又预测了未来美国的战略动向。     

浙赣铁路设计思想的启示——纪念浙赣铁路全线通车五十周年

(一)为抗日战争立大功的浙赣铁路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为抗战立下大功的浙赣铁路。1937年9月10日浙赣铁路全线贯通。继京张铁路之后,它是依靠中国自己人才和国入自筹资金所建造的第二条铁路。浙赣,线之建成,不仅为国家增添了1000公里铁路,更重要的是,它对整个国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非任何有限数字所能尽述也。回顾中国铁路建设之历程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外国入侵中国史。自1865年以后,列强咸以铁路为利器瓜分势力范围。直至本世纪     

大型资料集《抗日战争》评介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日战争史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如果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清理,不难发现,现有的成果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还很不理想。其中原     

国际关系与东方现代化

由于国际关系和现代性在近代东方共同登场,使得东方国家对于它们的反应-接受史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样式。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国际关系带给我们的,又由于中国加入国际关系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所以,国际关系与现代化这两个议题在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从一开始就紧密交织纠缠在一起。这势必影响东方文化对这两个领域的看法。或许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但是这也能够有助于揭示事情的本相,有助于人们思考和沟通这两种学科。     

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下)——行为主义、进化论和“新世界主义”理论与方法

新现实主义理论与方法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流行的时期,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行为主义和进化论理论与方法在美国兴起和广泛传播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对“经典现实主义”表示“不满”并进行“批判”的产物,都是把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特别是史学和社会学,以及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和系统分析技术引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结果,同时也都是美国学术界在进入70年代以后为建立一种所谓“全面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奋力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派与美国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的借鉴研究(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本专题是对19世纪指导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学派和美国经济崛起时期(1815—1914)经济政策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特别是笔者提出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目前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战略大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至今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这种研究对于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视角。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两国的美国传教士作用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美国赴华与赴日传教士团体的比较研究,认为赴华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弟在中国和美国本土两线都积极而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从而密切了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推动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相对于此,赴日美国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是微妙和复杂的.同时,本文还通过对传教士历史功能分析模式的再探讨,揭示了传教士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外交"、"宣传"角色背后的深层蕴含.     

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

准确了解别国的外交政策动机是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动机研究难以证伪,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无法进行。赫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通过国家形象理论提出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动机的较为有效的方法。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运用他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动机不仅有其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认知

本文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为标准,分类梳理和分析了后冷战时期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从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态度上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各自又可以分为积极论和消极论两类观点,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主义积极论、现实主义消极论、自由主义积极论、自由主义消极论四种观点。四种类型的观点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一定影响。四种类型的观点既有合理性又各有不足。一些西方研究者从西方的视角和利益出发难免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     

论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

论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安成日在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的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诸多的原因，中日两国未能从根本上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总的说来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然而，这一时期...     

日本明治时期的遗产

什么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遗产?二十世纪的日本是如何接受这一遗产的?明治时期的遗产对于它以后的历史具有直接的影晌,还是仅仅起了引导作用?本文试从世界史、国际关系以及日本史三个方面论述明治遗产所具有的意义.1. 对于世界史的意义.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以社会整体的形式有计划地实行变革的先例,是世界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浅析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特点

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于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本文以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为出发点,逐步剖析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演化的实质。     

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