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面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 ,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 ,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持续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 ,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 ,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 ,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理解治理理论时 ,我们深感治理理论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 ,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 ,转换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 ,在理论和运作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治道变革——基于执政党与政府的两重视角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自身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流。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的治道变革也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及其政府———中国政府要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详细阐明中国治道变革应该努力的方向。     

治道变革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特征的治道变革,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新模式,它是市场机制和等级机制调解相继失败后的产物。我国政府治道变革是适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而提出的行政改革思想,它的出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论财政预算公开原则——以政府治道变革为视角

在政府治道变革中,我国政府正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之一则是必须实现财政预算公开.财政预算公开是预算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源于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以预算知情权的享有、预算信息基本公开和预算信息公开的合理限制为其确立的标准.为了确保财政预算公开,必须建立科学、完备的预算公开制度,并最终走向司法适用.因此,有关立法应规定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责令本级政府依法履行财政预算公开义务,规定公民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其预算知情权,并规定政府不履行财政预算公开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保障政府治道变革下预算公开原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法学视阈下的校园危机治道变革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高等院校面临着校园里频频发生的学生自杀、意外伤害、管教冲突等校园危机事件的冲击,危机应急管理却又屡遭法制空白的掣肘,在实践中给高校传统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学校如何在法治化轨道上有效地预防和处置校园危机,寻求校园危机管理的治道变革,已成为教育界急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新公共管理视阀中的政府治理变革

政府在本身发展过程中选择何种工具来应对发展困境,是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对“治理”的剖析提出新公共管理是政府治理结构重建过程中的有效工具,并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治理变革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论行政法原则在政府公共警告中的映射

行政法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运作。政府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亦无法摆脱行政法原则的映射效果。政府公共警告的实际运行应遵循合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行政应急原则等法律原则之要求。只有在全面反映行政法原则的前提下,政府公共警告决策才更具有情境合理性。     

政府能力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治理变革

中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费用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学者主张放弃市场化改革取向,强化政府的责任,重建公立机构在公共服务中的主导性,甚至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制度安排。这种意见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经验,即政府完全可以以多种不同的角色参与或干预公共服务。放弃市场化和推崇市场化的意见虽然在方向上大相径庭,但是在混淆政府行动范围与政府能力强度上如出一辙。推进公共服务治理变革的可行之道,乃是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但同时强化政府的制度能力,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同时并存的双赢局面。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研究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分析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总体构成、现代宪政精神出发,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要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原告范围有待扩宽,法院审查对象需增加,诉讼类型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宏观变革和发展规律研究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实践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它可分为宏观方面的变革与发展规律和微观方面的变革与发展规律两部分。本文就高等教育大众化从量的增长发展规律、质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量的增长与质的转变的规律性联系三个方面的宏观变革理论问题进行一些定量化方面的研究。     

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市场则是提供私人文化消费。处理好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文化产业市场导向机制,引进激励竞争机制。优化文化产业市场运行机制。     

政体与法治--重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按照统治者人数多少、统治者为谁服务和阶级三个标准,把政体分成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等两大类六小类十八个品种,认为这十八个品种的政体中的十四种都实行或可以实行法治,说明法治是治者的选择,是否实行法治决定于治者的态度,与采用何种政体无关,而影响治者态度的因素主要是治者的品德和对权力的制约.     

法与金融学:路径依赖与金融法变革

“法与金融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继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法和经济学”运动之后的又一股“法与金融学”交叉研究浪潮,属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本文介绍了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程式和研究计划,并用其中蕴涵的“路径依赖”理论来揭示中国金融法变革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以及该制约条件对主流法与金融法理论的挑战,从而为金融法变革寻找理论基础。     

责任政府和依法行政

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 ,依法行政更加强调依程序行政、平衡行政和责任行政 ,强化政府责任是推行依法行政的关键 ,必须从公民义务本位和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转变 ,必须从无限权力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转变 ,必须从依法治民、治事向依法治官、治权转变。     

经济全球化与法治国际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指 2 0世纪末生产要素日益跨越国界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成一体的发展趋势和过程     

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并已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阶段。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改革能否有实质性推进,如何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进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这个基本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去年SARS危机充分暴露了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端,使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中看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二是这次宏观调控突出地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的状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相联系。因此,努力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又是在宏观调控中推进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     

礼治、法治与合法性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 ,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 ,并以合法性的经验与规范的二元论为基础 ,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明晰了这种智识分野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     

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内涵

民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比如能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能有效地约束权利、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等等。论文力图全面地揭示出这些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