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路径分析

基于三阶段SP-DEA动态分析模型测算了2013～2017年1324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综合考虑并计算了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并与企业的两种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联系，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机理，结果表明：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TC)提升，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则主要作用于效率改进(EC),但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由效率改进主导；对3种环境规制下的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分析得到：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通过研究性投资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前沿面企业(先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导致前沿面企业研发投资性活动不足，负向作用于技术进步，正向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改进；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门槛较高，仅通过前沿面企业的研究性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对落后企业作用不显著。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贷款冲击、货币供给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

建立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数量调控规则下对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并引入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在短期内会使产出、投资和通胀率出现较大波动,贷款冲击波动性更大。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应谨慎对待信贷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而在长期则应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向价格调控规则过渡。     

环境规制是否加剧了工资扭曲

[提要]在借助熵权法以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方法计算环境规制指数和工资扭曲指数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3-2017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资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加剧了工资扭曲，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环境规制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产生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利润分享，实际工资降低，导致实际工资偏离劳动边际产出的程度加大，工资扭曲加剧。因此政府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维持合理的要素市场秩序，治理污染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是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推进清洁生产的关键方式。基于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tate12.0软件对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S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SO2排放不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作用,但是通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对SO2排放在滞后1年显示出负向影响作用;技术进步与SO2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与SO2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等环境污染规制力度以及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加快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劳动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基于RUMiC数据的微观实证

基于RUMiC2008—2009年的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将家庭分为城镇家庭、农村家庭、外出务工家庭三大类型,研究了劳动供给平滑消费作用在不同家庭间的差异以及在同一家庭内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1）多种平滑机制的共同作用对于家庭消费水平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劳动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于外出务工家庭而言尤为重要,而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主要依赖于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跨期平滑;（2）个体劳动供给的作用效果在性别间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劳动供给波动是家庭消费波动的重要来源,而女性劳动供给则是家庭抵御收入冲击和消费平滑的重要手段,附加工人效应明显。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与环境规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因环境规制产生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中国钢铁行业产出波动中的供给冲击影响研究

文章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背景,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分析钢铁行业各供给要素对行业产出的传递效应以及供给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程度,以此来研究供给冲击对钢铁行业产量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引发钢铁产出波动最重要的因素,且具有持续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产出波动影响持续的时间大约为8年左右;原材料价格上涨并没有给产出带来预期中的负向影响;从业人员规模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DSGE模型的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分析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结合托宾Q假说,通过构建包含货币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等外生冲击作用下产出、消费、投资和资产价格的动态响应。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后能有效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同时,供给冲击的动态脉冲响应值小于需求冲击的动态脉冲响应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对来自需求冲击的变量作出反应。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评价

本文介绍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产生、它的基本思想及其评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实际产量自然率的波动，它由技术冲击引起，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是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不应对经济波动进行干预。虽然这一理论受到各种批评，但我们仍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经济周期、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论证——中国“十一五“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区间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虽然基本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但都存在片面性,因此必须依据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经济增长与周期分析模型。周期性研究目的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中国的具体经济增长,通过分析影响中国一定时期内经济的适度速度、波动区间及持续时间,规划时期内投资、消费与外贸,才能推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时间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