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营改增”背景下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湖北试点为例

"营改增"试点所产生的减税效应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力损失。在湖北省原本财力缺口就较大的情况下,"营改增"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也导致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现有问题更加凸显。为解决这一困境,短期内可沿用试点期过渡性政策以减缓"营改增"对地方政府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借"营改增"契机,通过全面改革现行税制、寻找地方主体税种、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事权,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及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现存问题的更优选择。     

营改增对地方财力格局的影响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为例,本文运用ARIMA模型对营改增带来的实际减税效应进行了测度。营改增对营业税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但对增值税有一定的增税效应,综合来看,营改增实现了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政策目标,且总体减税规模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营改增全面实施后,湖南省地方财力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地方财政压力倒逼新一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建议从重构地方税体系,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关系,推动分税制改革等方面着手,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但能否有效激励企业创新尚存在争议。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专利产出并未同步增加,导致企业创新效率下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部分研发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和营业利润能力较差的企业也盲目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了创新效率。此外,研究还发现“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仅具有短期刺激作用。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下降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政府要关注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长效机制。     

基于营改增的物流业上市公司税负变化分析

“营改增”对于解决物流业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有积极影响,但部分物流企业在实施“营改增”后,却出现税负增加的现象.在分析“营改增”引起物流业税负变化的影响因素基础上,以物流业3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会计知识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税负的影响,并根据物流业的特点提出了减轻税负的相关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营改增”对上市公司利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建筑业为例

在我国未来简捷税制的改革方向及结构性减税的计划中,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项重要举措,这对上市公司的利润会产生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以建筑业为例,并做相关实证研究,分析“营改增”后对上市公司利润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控制权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以F市秸秆禁烧工作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环保压力的不断加强,如何对上级政府环保任务进行迅速、高效回应,成为地方环保行动的关注重点。在借鉴“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以对F市秸秆焚烧工作的考察为切口,讨论地方政府在政治动员、任务传导、资源聚焦和结果反馈四个环节的环境治理行为及其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在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在目标设定、监督约束、外部激励、结果考核等方面的环保压力。为保证环保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快速响应、责任压实、集约投入和信息筛选等应对行为回应上级政府交代的环保任务,在提升地方政府环保治理绩效的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委托的环保目标的实现。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     

宏观调控型税收视野下的环境税探析

随着我国严重雾霾天气的出现,环境治理成为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作为一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市场化手段,环境税比直接的行政干预更能为市场主体所接受。作为一种宏观调控型税收,环境税不应该具备财政收入的功能,政府不应该成为环境税收入的利益主体。只有在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将环境税的收入与支出统一在同一个系统运行,才能在有效激励企业实现碳减排、加快环境改善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环境税开征可能导致的负面绩效。     

生态创新的财政政策支持：一个文献综述

生态创新是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已有文献对生态创新内涵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对生态创新对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一致认可的。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和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这使得经济主体缺乏主动生态创新的动力,所以政府监管的推拉效应和制度政策的激励效应对生态创新十分重要,财政政策更是激发生态创新的重要手段。既往研究在研究尺度上更加偏重企业生态创新,相对缺乏对区域生态创新的全面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偏重单项财政政策,相对缺乏对政策间替代性或互补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则更加偏重定性分析,相对缺乏对定量手段的优化应用。未来研究可将重点放在区域生态创新领域,注重财政政策的组合以及生态创新在区域间的协同,构建促进生态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既在学术研究中寻求突破,又在绿色发展实践中提供支撑。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态税收体系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生态税收体系 ,通过调整完善现行税制中的相关税种、开征专门的环保税、采取环保税收优惠等措施 ,运用税收政策 ,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文对建立生态税收的必要性、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讨论 ,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税收政策的设想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上市公司财税补贴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了公司的税负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政府还积极为上市公司提供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发展。为探索政府税收政策和收入政策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选取安徽省4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收入政策对上市公司产生的效应并不显著,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减税力度不足和补贴资金有限的原因,也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补贴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等原因。这就要求政府从以下几点加以改善:加大结构性税收减免力度,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改善补贴方式;强化上市公司管理,提高补贴资金利用效率;加强财政补贴资金监管,防止出现资金流失和无效利用。同时,上市公司也应当注重规模和效益的均衡发展、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此提升自身的经营绩效。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

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我国30个地区2002-2017年数据为基础,本研究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探究了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资本错配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财政纵向失衡对资本错配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对资本错配具有间接效应,即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降低扭曲了资本配置效率。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的统计分析——基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

净利润是企业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后的余额,净利润不仅来源于公司的经营活动收入,也来自于投资活动带来的投资收益,还会来自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各行业利润来源构成及税收优惠政策对行业净利润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流转税税负较重,建议将建筑业、房地产业尽快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降低行业税负,进而降低房价。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