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能力、市场竞争与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双向FDI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双向FDI协同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密切相关,识别双向FDI协同影响因素及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极为必要。运用组态视角以中国大部分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实现双向FDI协同的条件组态和多重路径。结果表明：（1）存在3类实现双向FDI协同的路径,包括研发投入型、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型、全面驱动型,R&D投入是实现双向FDI协同的关键。（2）忽视对外开放和R&D投入是产生双向FDI不协同的主要原因。（3）在一定情境下,区域经济、政府支持与对外开放可以相互替代。     

产业链视角下制造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驱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但制造业产业链不同端口的创新驱动效率存在一定差异,影响制造业升级效应.将制造业划分为上下游产业端,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和提升路径进行比较研究.选取制造业产业链中62家上游企业和70家下游企业为样本,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比较评价上下游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分别研究有效提升上下游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下游制造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不同;较高的财务绩效和政府补贴对上游企业会起到重要作用,企业规模大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企业规模小、财务绩效高以及政府干预少会对下游企业产业有益作用.因此,建议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正确认识政府补贴的作用和方式,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提升整个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效率.     

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营商环境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基于282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实际，提出理解城市异质性下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难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但不同要素的组态路径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存在两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欠发达城市则存在五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两类城市在各自组态路径中的核心条件不同，且路径间存在“殊途同归”的潜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背后营商环境要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为地方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探索高质量发展特色道路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fsQCA的产教政协同视角下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绩效研究

本文基于协同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以山东省16地市为研究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整合产教政层面的五个维度7个条件,探讨影响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绩效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单一因素无法实现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高绩效,必须通过多因素组态联动才能实现;(2)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绩效的驱动机制有2条路径,即学费—组织形式主导型和财政拨款—机构数量主导型,其中学费—组织形式主导型更能促进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绩效的提升;(3)存在2条非高区域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绩效的驱动路径,即管制—教师质量抑制型和金融资本—教师数量抑制型,在这2条路径中同时存在组织形式和机构数量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政府管制作为边缘条件缺失.本研究在丰富区域老年教育资源协同理论、拓展区域资源配置绩效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地配置老年教育资源提供了指导性建议.     

我国医保基金运行效率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DEA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级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并提取区域经济水平、政府支持水平、老龄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卫健医疗水平等5个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我国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高医保基金运行效率模式,以及三种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组态路径;通过对比高、低组态的关系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政府支持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的核心因素。产生高、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差异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引起低医保基金运行效率的路径并不是高医保基金运行效率路径的对立面。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TOE框架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运用动态QCA方法,选取我国2016—2021年110家能源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具有多重协同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均无法单独成为高水平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需要发挥各要素间协同作用;在充分性分析中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将其可提炼为“技术—组织驱动”型及“多因素驱动”型;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高管绿色认知是高水平绿色创新的核心条件,数字化水平、组织冗余与环境规制间存在潜在替补关系。能源企业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路径研究

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视角,探究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因素组态效应对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路径及机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以201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集为样本进行了fsQCA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变化的前置因素存在组态效应,且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投入、工业机器人投入、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智能化水平、适龄劳动力占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均非单独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驱动高技术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增加的路径,包含产业转型-人才素质型、产业智能-人口红利型、机器替代-人才稀缺型、机器智能-人口红利型;(3)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以及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增加的两类核心条件组合。为推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从单一视角向多维视角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地区管理部门投入人工智能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能提升企业员工的收入吗?——基于技能结构错配视角的研究

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员工收入已成为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战略下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2013—2018年87家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对人工智能创新投入怎样影响员工收入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呈现"U"型,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左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引发技能结构错配从而对员工收入产生抑制效应;当创新投入位于"U"型曲线右侧拐点时,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加速技能结构适配,对员工收入产生促进效应.(2)人工智能创新投入会通过开发产品价值、提高员工技能适配度影响员工收入.(3)人工智能创新投入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类型、不同治理水平以及不同企业类型呈现出差异性结果.因此,企业要完善支持长期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技能结构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动态适配度,使员工分享到提升知识技能的工资溢价增长,为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投入奠定物质基础.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零售企业跨渠道整合对销售绩效的影响研究

新零售背景下零售企业如何进行跨渠道整合以提升销售绩效,是业界广泛关注的关键问题。在构建零售企业跨渠道整合与销售绩效组态分析模型的基础上,以中国零售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跨渠道整合中产生高销售绩效的必要条件及组态,结果显示：(1)NCA方法表明零售企业跨渠道整合单个要素中并不存在高销售绩效的必要条件,但需注意自建平台、网单店取和退换到店的组合效应;(2)fsQCA方法得出线上渠道独立拓展型、跨渠道互动型和品牌延伸型三种条件组态可以产生高销售绩效,不同组态代表了零售企业高销售绩效的多重实现方式;(3)导致低销售绩效结果的两种组态均呈现出跨渠道服务互补性的缺失。     

金融市场中的企业:一个价值驱动的契约模型

交易成本并不足以说明企业的制度变迁。从企业的历史沿革看,企业组织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是一条"价值拉动型"的路径。本文建立了价值驱动的契约模型,认为企业价值创造可以看作是"内部创造"和"外部营销"的良好结合。企业的契约关系在企业价值的驱动下得以联结和贯彻。企业的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和营运资本管理活动等价值活动以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为平台,以更有效地保持和创造企业价值。     

个体与情境因素激活农户绿色生产的路径

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6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278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6个因素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4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中国企业创新、就业动态与工业生产率提升

本文基于2008—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考察工业企业创新对城市小类行业层面就业动态变化以及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创新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损失率显著地提高工业就业净增长率,且工业创新产出的就业效应远大于创新投入的就业效应;从不同技术行业看,企业创新促进了高技术、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净增长率,而降低了中技术行业的就业净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工业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中技术行业的就业创造率,而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明显且就业破坏的抑制效应显著;工业企业创新显著促进了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其内在机制是促进就业创造和抑制就业破坏。     

长三角地区人口结构驱动绿色创新的 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组态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基于复杂性理论和系统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组态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单个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均无法构成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其以相互链接的组态形式才能驱动或阻碍儿童语言的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驱动儿童语言发展的组态有2类,分别是管理引领下师资驱动型和家园社区协同下课程驱动型;阻碍儿童语言发展的组态也有2种,分别是管理不善下家园社区脱钩抑制型和师资队伍薄弱抑制型。对比可知,驱动和阻碍儿童语言发展的前因之间具有非对称性。幼儿园管理者应转变“单因素决定论”和“因果对称性”观念,坚持“多因素决定论”思想,并基于幼儿园资源禀赋,通过构建家园社区协同机制,引导家庭、社区深度参与课程建设,或者努力提升管理水平,强化师资队伍保障,以此促成在园儿童语言的发展。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