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比较研究及中国选择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由于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使得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备大有裨益。     

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司法处遇

根据人道主义和刑事责任理论,犯罪的精神病人如果无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不受刑事处罚。但是,精神病人犯罪有精神障碍方面的原因,如果不对其加以必要的治疗,消除或者控制他们犯罪的病理原因,他们有可能继续犯罪。因此,从社会防卫等角度出发,应当对有严重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治疗。     

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教育制度替换了工读教育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但专门教育制度仍延续了工读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偏离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不当限制罪错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矫正效用不佳,及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应摒弃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防卫优先的管控立场,转而从监护人视角出发,遵循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兼顾社会防卫的基本立场;从封闭管控目的与期限着手,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积极运用社会场域开展社会化矫正活动,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罪错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的深化路向

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废除了收容教养和移送工读学校的规定,对相关的罪错未成年人代之以接受专门教育。专门教育制度,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理念,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该制度在教育范围、申请权主体、评估方式和矫治内容上尚存有不足。对此,应当秉持“父爱主义”和“最小伤害原则”的理念,对专门教育制度进行完善。有必要将实施一般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到自愿接受专门教育的范畴,并且赋予基层组织对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移送专门学校的请求权;在具体的矫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明确引入人身危险性评估制度,并以人身危险状况来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分级分类矫治;同时,应当以劳动教育作为矫治工作的核心手段加以开展。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核心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并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立法规定,对该制度在监护人资质及权利、加大公权力介入,以及建立亲权制度和监护监督机制等方面予以充实和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之完善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理所当然。其中,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众多社会保护之一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结合国外实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途径与方法。     

论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纳入了司法程序,但局部的立法改良尚待司法的实践检验;新近通过的《精神卫生法》其行政强制法属性依然突出,当代精神卫生保障性治疗制度尚待建立.从犯罪学立场出发,通过界定精神障碍相关范畴,研究社会处遇基本原则和机制,建立功能化社区,以个别化治疗性措施来实现社会处遇制度保障性的本质要求,对于保障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困境之中,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构想.     

论我国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

罪犯拥有宗教信仰自由[1]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其宗教信仰处遇在实践当中却有很大不同。构建罪犯宗教信仰处遇制度对于罪犯改造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监狱罪犯宗教处遇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立足于本国国情,在参考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规定的标准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罪犯宗教信仰处遇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对犯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保护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社会工作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司法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是对犯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种创新工作机制。在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保护的过程中,司法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重点考虑三个问题:确立司法社会工作的原则以把控行动方向、构建司法社会工作的机制以提供制度保障、创建司法社会工作的队伍以补充工作力量,从而实现司法社会工作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     

建立我国完备的少年司法制度

完备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通过严密的司法制度保护未使成年获得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以正当程序保护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权利。但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还很不完善,尤其对青少年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处置,至今尚未建立正当严格的程序,随意性较大。因此,无论从青少年权利保护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家法制建设角度看,建立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平等保护问题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要求立法上的平等,更要实现司法平等。外来未成年人由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其司法权的保护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文章通过分析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平等保护问题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保障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平等保护的对策。     

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之功能定位

以报应为观念基础的刑事司法程序,以揭露和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因而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犯罪事实、公正分配刑罚责任的主要功能;以宽恕为观念基础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则以促进罪错少年康复,即回归健康成长之路为目的,因此,需要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和未然罪错事实、公正分配道义和法律责任,修复受罪错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     

转向处理制度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

转向处理是西方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对犯罪少年进行处置的一项制度,其遵循的原则是不把少年放在司法系统处置的原则。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引进转向处理制度。     

遗嘱信托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遗嘱与信托的双重属性使得遗嘱信托的设立与执行需要同时符合继承与信托制度的要求。《民法典》的颁布赋予了遗嘱信托在继承法框架中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不相衔接的顽疾。从涉及遗嘱信托纠纷的裁判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存在遗嘱信托的定性混乱、遗嘱信托效力的裁判思路不一、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不一、信托诉讼适格主体的判定规则不一、遗嘱信托的执行监督制度缺失等问题。因此,为完善遗嘱信托的适用规则与制度框架,应当在司法适用层面统一遗嘱信托与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与审判思路,弱化遗嘱信托的要式主义,明确受托人的诉权与受益人的代位诉权,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遗嘱信托的生效要件,完善遗嘱信托中必留份与特留份制度,引入生前遗嘱代用信托制度,完善遗嘱信托执行的监督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与社会实践需求的遗嘱继承制度。     

男性青少年犯大五人格特征分析

采用大五人格问卷(BFI)和自编调查问卷对217名狱中男性青少年犯和263名在校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男性青少年犯大五人格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依据。调查发现青少年犯与正常同龄男生在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等四个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宜人性与开放性在区分青少年犯与正常同龄男生有一定的鉴别力;家庭关系、父母是否离异、农村或城市户口、有无恋爱经历、上网频率、小时候父母是否在家、入监前生活状态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宜人性人格因子的形成;家庭关系、上网频率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开放性人格因子形成。本研究表明宜人性与开放性对青少年犯罪有一定预测力;家庭诸多因素对青少年犯罪人格特征有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