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农民工权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影响农民工权能感的因素及增强权能的途径。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权能感较差,其中人际权能感尤为突出;显著影响权能感的因素有,个体的性别和经济状况、压力-去权维度中的工作压力、支持-增权维度中的环境公平和对同事、家庭、朋友、市民以及制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同压力状态下农民工增强权能途径有所差异,在高压力群体中对宏观环境的创新与改革需求凸显,而在低压力中工作场景中管理公平的作用明显。因此,消减压力、构建公平公正的权力关系、加强资源动员能力,是增强农民工权能感的有效途径。     

以ABC-X模型为基础的农民工家庭压力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体制与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压力.进城后面临的失业危机、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以经济压力为主的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家庭中普遍且持续存在的焦虑源,影响着这些家庭总体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农民工群体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均深刻地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针对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压力状况,适时强调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城市家庭经济压力:一个社会脉动的视角

对上海875个样本和78个深访资料的分析发现,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ABC-X研究模型呈现以下特征:聚焦经济的压力源事件多维交叉;资源贫乏家庭更多依赖正式支持;脆弱家庭的压力认知更趋负向;中年家庭压力累积应对难.在社会转型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城市家庭所经历的普遍而持续的经济压力是国家政策变化和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中老年人口、流动人口以及男性和女性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策略深刻地受到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和文化脉动的影响.与西方家庭压力管理重视内在脉动不同,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管理更应重视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     

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发高度关注。本文以幸福感为切入点,在压力过程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老人生活评价总体良好,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但城—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优于乡—城流动老人。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多重压力显著制约了幸福感,主要表现为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越大,幸福感越低。作为资源代表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均会促进流动老人幸福感,其中家庭关系网的作用更大,且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扮演调节和中介的双重保护功能。因此,政府在化解压力的同时,还要开发资源,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生活福祉。     

照料满意感在社会支持与正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203名脑卒中患者的家庭照料者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照料满意感在社会支持和正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家庭照料者的正性情绪多于农村家庭照料者;问题取向的情绪支持和社交友谊有利于家庭照料者正性情绪的产生;除了直接影响外,社会支持还以照料满意感为中介对正性情绪产生影响。     

医药信息

治疗恶性肿瘤新药天箭丸 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北京)于夫教授对50余味抗肿瘤中药进行科学筛选,并加入具有改善微循环显著疗效的纯天然物质,研制成抗癌新药“天箭丸”,由。天丸”和“箭丸”组成。目前,已治疗4万多例中、晚期癌症患者,临床观察和随访信息表明,绝大     

癌痛可控制 别等剧痛才用药

疼痛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在我国,每天有超过1 00万癌症患者在遭受疼痛的折磨。癌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如食欲降低、睡眠紊乱、精神萎靡不振、抑郁、疲劳、免疫功能低下等,使肿瘤易于复发和转移,甚至引发患者自杀。医生提醒,癌痛程度重不等于癌症晚期,但需要长期用止痛药物来控制疼痛,绝大部分患者可通过合适的止痛药物和剂量缓解癌痛。专家指出,＂癌痛不可治疗＂是认识上的误区,只要做到科学、规范治疗,可使90%以上癌症患者的疼痛得到有效控制。     

需求与资源: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研究

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因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产生了适应性困难,影响了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应认识到他们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并针对需求从家庭学校、城市社区两大系统增加资源的供给,发展他们有效适应压力的能力,帮助他们在与环境互动时形成自主感和愉悦感.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他们为何找不到回家的路

最近我国的人口调查表明,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这表明我国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老年型社会的标准。伴随而来的各种老年性、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给社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与负担,其中老年痴呆患者已有600万左右。但许多家庭没有意识到老人需要治疗,而认为是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由此导致不少问题,每年都有许多老人因痴呆而走失,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在学习、生活和就业等多重压力下,大学生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发群体.大学生心理疾病表现为五"感"交集,即独生子女的孤傲感、信息社会的虚幻感、心理失衡的浮躁感、学习就业的压力感和称兄道弟的侠义感.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多年实行应试教育的误区、独生子女政策的后遗症、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压力所致.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要把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五把钥匙",全方位呵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人格健全、德智和谐发展的人才.     

质子治疗癌症副作用更小

正美国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肿瘤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癌症治疗来说,质子治疗和X线治疗相比,疗效相似,但副作用更少。研究人员通过对比1483名癌症患者接受质子治疗与X线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情况,结果发现,在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在生存率和癌症控制方面无明显差     

长期患病家庭抗逆适应过程研究——基于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

家庭抗逆力是指家庭在困境或压力下的恢复与适应变化的能力,家庭抗逆力水平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发挥和家庭成员的良好适应与发展。本研究采用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视角,在对46例长期患病家庭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索家庭在成员长期患病压力下的应对模式和适应过程,进而提出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建议。研究发现,长期患病家庭因为疾病的存在导致需要承担超常的照顾压力、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家庭内部照顾者的理性选择模式、家庭生态系统的经济支持和亲情基础的精神抚慰作为家庭的重要保护性资源,与疾病及其继发风险进行博弈,共同构建了家庭抗逆力的适应过程。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可通过将家庭照顾纳入福利体系,提升政府支持资源的有效性和可及性,并加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心理支持服务,有效提升长期患病家庭的抗逆适应能力。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途径

本文通过词汇联想、词汇分类研究后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可分为三个维度:个人物质维度、家庭和人际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环境维度。通过美好生活需要测量工具的编制和社会心态调查发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均有较高相关。心理健康、生活压力、社会公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社会心态指标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影响因素。     

癌症对中老年群体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基于CHARLS 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中老年癌症群体与中老年非癌群体的主观预期寿命的差异,评估癌症对中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老年癌症群体和中老年非癌群体的主观预期寿命存在显著性差异,中老年癌症群体内部高水平主观预期寿命仅占50.66%,对比中老年非癌群体的68.02%,差距悬殊。癌症使中老年群体具有更高主观预期寿命的概率降低47.5%。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肿瘤致死率高低将肿瘤类型分为进攻型和温和型,患有进攻型肿瘤类型的中老年癌症患者的主观预期寿命反而更高。基于此,建议注重癌症的早期筛查、预防及诊治;推动各地区肿瘤诊疗能力的均衡发展,促进病有所医;在整体上使罹患癌症的中老年人增强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使其生命健康更有保障和更可持续。     

农村残疾人经济状况实证调查分析——以广州市农村残疾人为例

残疾人群体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实地调查表明:广州市农村残疾人家庭经济收入偏低,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广州市农村残疾人生活的主要支持来源是家庭,这就造成残疾人家庭不堪重负而陷入贫困,因此,残疾问题的解决主体应该从家庭向社会转移;七成的残疾是由先天遗传和疾病导致的,因此,残疾问题的解决从根源上来说应该抓好残疾预防工作.     

基于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自杀风险分析及对策

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家庭与社会带来沉重的打击。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公认的自杀易感因素,对青少年的自杀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聚焦于负性生活事件所导致的青少年自杀风险,将从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和惩罚丧失这四个层面分析青少年自杀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介入降低青少年自杀风险的对策,旨在为学校、家庭与社会切实降低青少年自杀风险提供理论依据与对策建议。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家庭压力和应对:女性的认知、资源和社会支持

传统家庭压力研究多立基于西方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种假设,本研究则强调把家庭压力置于中国当代城市生活时空下和性别视角下进行关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上海78个家庭92位女性进行了多次深访,并结合875个家庭的抽样调查资料,系统分析了女性对家庭压力的认知特点,可利用资源及其社会支持状况,最后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优化家庭生态环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