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杜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偏差行为分析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在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出现了偏差.本文论述了地方政府作为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及在实践中存在的偏差行为,并进行了规范偏差行为的路径分析.     

委托代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原因及其矫正

从现代官僚制建立以来,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断发生,政府行为变异现象也随之产生。现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因为财政分权、制度缺陷以及机制误导等所致,而以委托—代理为分析工具,可以看出政府的价值引导偏差、行为预期误导以及关系模式紊乱才是政府行为变异更为根本的根源。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律规则改进、政府绩效评估标准调整与协同监督机制完善等被认为是政府行为变异矫正的有效路径。因此,需要从央地关系、法律规范、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层面入手,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瘫痪,“鸟笼型村民自治”下两委关系失范;“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导致乡村关系扭曲,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基层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等等。对此,本文以改善乡村治理现状为目的,以重塑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和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推行乡镇自治制度和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相结合为手段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有效治理视阈下基层政府动员转型

基层政府运动式动员存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困境。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动员转向项目化动员。项目化动员从基层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动员成本、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方面来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动员转型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困境,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善治视阈下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深刻影响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把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置于善治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厘清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责任框架。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重塑善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当前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重塑善治政府（Good Governance State）的价值理念。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职能的顺时、顺势转变。任何孤立或单项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镇）连动的结构性改革,建构一个高效廉洁、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