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要素市场扭曲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市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农业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门槛效应表明,在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建议引导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市场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和提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推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全面衡量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程度,本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并分解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现2003—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拉动作用,而规模因素则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该地区出现σ趋同趋势,城镇化水平、金融化水平和研发投入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提高技术效率、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城镇化水平和改善能源结构等方面对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湖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视角,将能耗和碳排放纳入分析框架,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湖南省2010-2015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通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研究,分析湖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5年湖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减后增”时间趋势特征,年均增长率为4.45%,其增长的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达到2.54%;湖南省14个市（州）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长沙以6.71%的增长率排在首位,但排在末位的湘西自治州则低至2.00%。目前湖南省各市（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没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不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追赶的特征,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观察

规模化经营与绿色化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明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SBM-GML指数测算并刻画出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规模经营在研究期内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两种规模经营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适度规模效应;农业机械化水平在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作用。两种规模经营对不同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应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因地制宜发展规模经营。     

中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其收敛性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分别采用SBM模型和GML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视角对全国31个省市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整体空间格局演变及空间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优;2)全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交替主导呈"平缓—大幅波动—趋于平缓"趋势,各省市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3)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省市越来越多,但仍有大面积省份位于第二等级,说明我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有待提高;4)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我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α收敛趋势,省际间的差异呈缩小化趋势,且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存在β绝对收敛,区域间"追赶效应"明显.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拓展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在估算了农业污染的前提下,计算了中国农业绿色TFP的增长,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TFP目前增长较慢,且区域差异明显;农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如果忽视环境约束,将导致农业TFP增速的明显高估;农业税的减免促进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而农业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贸易条件阻碍了农业绿色TFP增速的提高。     

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的分析——一种非参数方法的应用

本文应用非参数方法计算考虑环境污染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全国各省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了重新评价。结果表明,这种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与常规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评价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以两种指数作为衡量指标的地区间的排名有显著不同,而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与GDP指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保证统计数据质量的前提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可以成为衡量各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一种有效的和低成本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中国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选取1999—2015年全国31个省域农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运用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情况,并针对收敛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纯技术效率无明显影响;（2）未考虑农业碳排放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导致评价偏误;（3）考虑农业碳排放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东、中、西、东北部依次递减趋势;（4）全国及各区域无明显σ收敛特征,全国层面及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全国及东、中、西、东北地区均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表明各省域朝着自身稳定状态发展,而省域间“追赶效应”不明显。据此认为农业要走绿色技术创新及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对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一维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当经济增长中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无法对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有价值的指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回到单要素生产率,通过研究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规律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