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要素市场扭曲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市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农业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门槛效应表明,在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建议引导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市场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和提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推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研究

结合“新”新经济地理学,测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异质性特征和趋势,并构建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及细分行业集聚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探索其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高质量增长方面尚存在短板且呈现异质性,存在内部效率结构不均衡、技术进步不足、技术生产率低下、规模效益尚未形成、有效供给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为滞后等问题。(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依然存在粗放型、滞后性的特征,各行业间异质性较大呈现出非均衡现象,各行业均由于技术效率水平影响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对城市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呈现出“倒U”型关系,需要引导各要素形成技术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引领作用和结构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     

中国大数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研究

基于中国大数据上市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数据,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大数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时序特征及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进而采用收敛性理论,探析了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大数据企业在2008—201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3.3%),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增长的"拖累效应"明显,而技术进步贡献的"增长效应"相对有限,TFP并不是大数据企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同大数据企业的TFP增长及其动因存在显著差异,但收敛性检验表明,中国大数据企业TFP及其构成的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增值税减税能否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事件的经验研究

深化税制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市场竞争地位高、国有产权、处于成熟期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增值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显著。渠道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是增值税减税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率差异,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应加大对民营、初创等弱势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各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EBM Super-Global-Malmquist（EBM-SGM）指数对2002—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16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0%,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2）整体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3）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逆向外包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我国制造业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2000—2014年数据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考察了逆向外包这一新型国际外包模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逆向外包指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逆向外包可以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行业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制造业逆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程度略有不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上游行业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供应链视角系统考察了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负面效应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及资本配置不足的企业;机制检验进一步指出,上游垄断会通过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渠道来抑制其生产率的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忽视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会低估“上游垄断、下游竞争”市场格局对企业生产率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打破上游行业的垄断局面、巩固深化下游行业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上下游行业间互动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视角

为了评估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产业融合水平，运用随机前沿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面板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然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分解来看，规模效率贡献稳定上升，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相对较弱；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某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当融合水平低于0.360时呈现抑制效应，当融合水平等于或高于0.360时呈现促进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促进效应的地区将逐渐增加。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技术融合能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动态能力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研究

采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企业动态能力,分析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动态能力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企业产权性质、行业、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通过进一步门槛检验,发现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企业动态能力达到一定阈值,技术融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的经验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估算了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2001-2009年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轻、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