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论戚继光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同时,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尽分安民。     

试析阳明心学的生态智慧

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修身养性之说,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中.以阳明心学生态思想为切入点,分别从心物关系、良知说、等差之爱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阳明心学的生态伦理观,从中总结出阳明心学的生态思想所体现的审美性、道德性和实用性等生态伦理特质,并结合当下的生态运动解读阳明心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及其理论价值.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迁变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乘理学之衰而兴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徐祯卿受到王阳明个人的感召,趋向心学,但文学复古主张并未发生太大的改易;郑善夫接受了阳明心学思想,直接波及其文学创作和理论主张;屠隆接受阳明心学思想而走出复古阵营,甚至加入到以心学理论武装的文学革新派的队伍中。徐祯卿、郑善夫和屠隆的例子,充分显示出阳明心学的兴起、繁荣与明代复古文学潮流迁变之间的关联。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论阳明心学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影响

由＂知行合一＂和＂良知＂学说构成的阳明心学,影响了中国近代一大批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陈独秀早年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阳明心学大家的影响,在汲取西方文化有益素材的基础上,将心学思想加以批判和选择性地应用,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略论关中地区家庭的变迁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关中地区的特殊性,使关中地区的家庭组织与其它区域不同,具体就是关中地区始终是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和影响,然而关中地区的特殊性使关中家庭面对冲击的回应是形成核心家庭这样一种组织形式。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

凉州是甘肃河西走廊东段的一个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一度曾是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传播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进入13世纪中叶,随着“凉州会谈”的成功举行,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此时,以凉州为中心,藏传佛教有规模的向蒙古等民族、向中原内地传播和辐射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八思巴等曾在这里建寺聚徒,弘传佛法。从凉州走出的清代国师章嘉·若贝多吉等,为藏传佛教的传播、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     

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

十六国时期,氐羌民族先后在长安建立政权.在"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的同时,他们积极信奉佛教并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扶持佛教,由此关中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四: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佛教三世轮回等学说为他们入主中原、取得正统地位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试图将教权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中和高僧的品识.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陕西省关中地区特色农业定位分析

对陕西省关中地区的概念特指 ,特色农业的现代定义 ,关中地区的农业基地分布现状和关中地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关联农业类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从中突现出了关中地区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态势 ,认为关中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特色农业应该定位为秦川牛养殖业、奶牛养殖业、苹果果业、猕猴桃果业和蔬菜种植业     

宋明理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同异及其互动

宋明理学的两个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学派.这两个学派的不同固然显著,然而,这两个学派的互动现象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崇信义塾史略

崇信义塾是近代西方新教差会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批新式学校之一,同时也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的前身。该学校自1845年由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初创,至1867年迁杭,更名育英义塾,发展到后来的育英书院,乃至最后升格为之江大学。其办学形态经历了从小学程度、中学程度直至大学程度的进化转变,实可作为基督教教育在华嬗变发展的生动诠释。此外,崇信义塾办学的诸多方面,如招生、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日常运行、经费收支等,都在当时的差会学校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可以说,崇信义塾的办学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发展脉络上,还是差会学校早期本土化进程中都具有典型性特点。     

和而不同——论孙夏峰对朱王之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王阳明学发展到明清之际,一方面表现为朱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流弊丛生的局面。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孙夏峰,试图通过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性论、格物穷理及知行合一等相关概念的讨论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以达到既解决朱王之间的分歧,又解决朱王后学之流弊的学术目的。孙夏峰对朱王的和会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明清之际日渐颓废的学术风气,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造就出一大批不尚空谈、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家。     

关中地区水利纠纷研究综述

近代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呈破败之态,水利纠纷频繁发生,这在地方志、碑刻、文人笔记等史料中都有记载。但目前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水利与经济的关系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而且侧重于常态下的水利研究,对非常态下的水利研究较少,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非常态下的水利纠纷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