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治理中国内法院的参与统筹与制度应对

国内法院在国际投资争端治理中呈“回归”之势,但其需要在争端解决的政治与法律效果,对国际投资仲裁的监督与干预立场,以及争端预防新维度的开发等方面做好统筹。同时,国内法院的参与也面临政治化风险加剧、司法与仲裁的良性互动尚待形成、治理能力不足等挑战。基于我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诉求相对更为紧迫的客观实际,应在投资协定层面对东道国司法救济的适用采取相对限制性的立场,并加强国内法院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建设。同时,我国法院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和程序介入制度应予完善,并在投资法律的适用与释明、争端风险信息收集与预警机制的构建上积极探索争端预防的功能建设。     

中小企业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国际市场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的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给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本文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提出了具有实质性的应对策略。     

国际投资与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思考

鉴于国内从法律方面就发展我国对外投资的研究较少,有必要对国际投资的概念、风险及相关国家的影响进行归纳,并结合我国实际,从法律角度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正视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微观多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现代化转型的法律分析

中国是全球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双边投资条约的现代化转型。当下国际投资协定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全球化理论及环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下,正经历较为剧烈的变动。国际投资条约的持续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传统的规则接受者角色转变为重新设计BITs的规则制定者角色。因此,通过对三代中国BITs的分析,阐述了条约内容在不断更新过程中的背景、原因、特征及其内在缺陷,总结了中国BITs现代化转型的背后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BITs现代化改革中的路径选择,提出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加强国家监管以及推进可持续投资理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试论东道国法律在解决国际投资法律冲突中的地位

国际投资法律冲突既包括因投资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也包括因合同以外的投资争议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于国际投资的法律虽然多种多样 ,但本文认为适用东道国法律应是解决国际投资法律冲突问题的根本原则 ,并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应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因投资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而且亦应适用于合同之外投资争议的解决     

最惠国条款适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利弊分析——以投资者母国为视角

最惠国条款是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对国际投资的自由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大量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东道国—投资者争端解决程序,这种程序在不同的投资条约中内容不同,且在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由此产生了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问题。从国际条约法的理论来看,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最惠国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缔约国各方的利益,而非减损其利益。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来审视最惠国条款扩大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国际仲裁实践,对投资者的母国而言弊大于利。这将严重影响投资者母国对其所签订的投资条约中承担法律义务的理解和合理判断,甚至违背了其缔约的本意。因此,除非缔约国在条约中明确规定此种适用,否则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应包括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当法律教育面临挑战——来自海峡对岸的启示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法律教育方面都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特别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不仅历史文化传统上与大陆同根同源,而且由于同属大陆法系,在法律渊源、司法制度、法律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在法律教育面临挑战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为大陆法界同仁带来许多有益启示。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国家责任的演变

本文阐述了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有关国家责任之争及其解决，分析了现阶段及将来国家责任争执的焦点及可以用作解决争议的机制，对此，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针对目前大学生存在价值取向多样化、管理对象复杂化及学生工作队伍自身建设与发展存在误区的问题,提出了对当前学生工作的思考,即要树立学生工作的新观念,要在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上进行创新,实行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进行管理创新,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工作的素质,把学生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与法律风险管理探索

尽管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势头强劲,却频频遭遇投资风险,海外投资企业亟待构筑"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用风险管理的方式管理法律风险对这些企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分析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特性后,探讨建立海外投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构建以规避法律风险为核心的法律风险管理系统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及系统架构。     

国有企业购并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本文对国有企业购并这一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操作意见,试图从宏观到微观解决存在的法律问题,排除企业购并中法律方面的障碍,使企业购并活动得以顺利完成.     

中国内外资工业企业的投资倾向及生产贸易效应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都将大部分资本与劳动投资于15个样本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倾向性表现为资本劳动比例不断增加,并且这种比例的构成建立在资本要素绝对量增加、劳动要素绝对量减少的基础上,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分别表现出逆贸易、顺贸易的生产方式。相比之下,三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例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国有企业,要素投入中资本、劳动都有相同程度的增长,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上表现出顺贸易、逆贸易生产方式。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法律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向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上缴利润,这是国家作为股东行使收益权利或者作为所有者行使所有权之收益权能的体现。从法理上分析,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其社会公共利益使命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体现股东、利益相关者与社会整体三方一致的利益诉求;同时,占据着政策、资源优势,在市场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在义务负担上做出表率。基于此,我国应从制度建设、主体明晰、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推动国企利润上缴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及其解决方式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负担形成的原因以及高负债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所造成的障碍.进而阐述了债转股是我国国有企业债务重组行之有效的手段,以及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解决债转股退出的有效途径.最后讨论了用清盘的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其它历史负担.     

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定位研究

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在国际化经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企业既具有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又具有经济属性和企业属性。中央企业的跨国经营从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开始,逐步发展形成了国际化战略。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在主体、产业、区位和方式选择方面都具有独特的战略定位。     

制度和技术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约束

分析了国有企业R&D投入现状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国有企业内部追求短期利益、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是制约R&D投入的主要因素。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必须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近来我国几大能源企业多次进行海外能源直接投资,然而从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来看,能源投资领域属于政治风险高发领域,我国的几大能源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到严重的政治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自身应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以防范政治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采用不同的能源投资形式、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仲裁.     

转基因食品引发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及对策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食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由转基因食品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贸易问题的规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有冲突的地方。中国作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大国,要积极完善转基因标识制度,转基因安全评价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谈判、参与制定新的规则,大力发展我国的转基因产品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