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不计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不仅会加剧本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恶化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显著的恶化效应;跨过门槛值后,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增污效应明显减弱。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联动治理、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完善“环境保护”型的政绩考核体系。     

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FDI质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质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06—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Index DEA模型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技术进步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技术进步的提升,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对于全国和东西部地区,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对中部地区存在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各区域应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引进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和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关系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特点具有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的假设。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工业企业数据，利用一类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的估计技术，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机制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税收政策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劳均资本、市场流动性、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平均税负的影响程度各异，门槛效应突显。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构建了其估计方法；研究了地区政府税收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解决了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方法存在的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长江经济带地区税收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如今多元化的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间适度的税收竞争有利于提高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为探索长江经济带地区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立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新发展理念,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一方面利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这3种模型对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另一方面通过门槛效应探究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税收竞争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地区税收竞争,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于经济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呈非线性特征;保持适度的税收竞争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     

税收负担、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治理——基于面板PSR-熵值-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污染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污染治理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探究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污染治理水平呈现出“阶梯状”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污染治理水平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污染治理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攀升”“平稳发展”和“波浪形升降”的演变特征。不同统计口径的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宏观税负、狭义环境保护税税负抑制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广义环境保护税税负促进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制约。文章从健全绿色税收体系、落实排污许可制、优化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提出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FDI与我国绿色发展关系研究

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4个方面,分析了FDI与我国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认为:FDI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都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FDI区域结构效应影响不一,对我国中部地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FDI规模效应显示有的污染物已迈过倒“U”形拐点,但有的尚没有.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加强FDI对我国的“污染光环效应”,防止“竞争到底模式”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出发,提出了利用FDI促进我国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平台经济发展“双失序”与共同富裕取向的财政治理选择

随着经济进入数字化新常态,平台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利益驱动下表现出一系列失序行为,带来了消费者权益受损、市场不公平竞争、收入分配差距及区域财力差距加大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如此,平台经济在自身失序发展的同时还导致了诸多财政分配失序乱象,主要表现在欠发达地区强征管扭曲、发达地区税收漏征、财政过度返还、税收归属不当等方面,造成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失序",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对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构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参考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归属做法,将规模以上平台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收归中央,并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在税收调节的有效性不足时,可以参考中央企业的财政归属与利润收取模式,依据"适度从低、分类施策"原则对平台企业适当收取税后利润。在全面调控税费收入侧调节的基础上,优化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税激励等支出侧调控,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综述——基于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FDI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十分不平衡。除了一般的社会经济因素,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等空间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这将有助于促进地方吸引FDI以及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