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乡土小说略论

京派小说创作群体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小说创作群体之一,他们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在复活古典田园诗的乡土叙事、地域性的民俗叙事、诗歌散文性的叙事特征三个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     

论京派作家的小说文体观

散文化的追求、独特意境的营造以及语言的诗化是京派作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追求,京派小说家具有非常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他们发展了“五四”以后的抒情小说体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象征的诗学--京派小说意象叙事论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 ,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京派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 ,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京派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 ,体现了京派小说平和淡远、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大块噫气:废名小说“传统”论

废名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文体上表现为诗化叙事与散文化叙事.在主题选择上,废名坚持寻找故乡与表现黄梅;在文化资源上,是对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文学的有效融合和超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审美情趣上,表现为宁静幽远情韵并致,情感内敛含蓄节制;其价值观的基础是融会儒、道、释于一炉的“道”,核心是“诚笃”与“真实”,即“不自欺”;在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冲突和选择之中,废名彰显出其鲜明的文化价值观.这一切构成了废名小说的写作“传统”,一方面,他是对既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他以其执拗的个人努力开创了现代乡土小说写作的崭新传统.废名的小说传统对同时代及其以后的作家创作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并形成清晰的传承谱系.这种写作传统一直没有断流,代有传人.影响深远.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台静农乡土小说的经济叙事

台静农故乡的经济氛围,以及他自身的商人家庭背景,使他的乡土小说充满了经济叙事.其经济叙事最初表现在小说典型环境塑造上,使小说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下,呈现出剧本化倾向,深刻剖析了乡土社会中人性的麻木,显示了鲁迅对台静农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随着台静农思想上对革命的倾向,其乡土小说开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叙事深入到小说的中心,这使他的乡土小说阶级对立感渐强,并逐渐向革命小说过渡,这显现了台静农后期乡土小说与鲁迅小说的不同之处.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在坚守与转换中思索人性:刘庆邦小说的空间书写

刘庆邦着眼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多年来坚持书写农村题材和普通矿工的平凡生活,新世纪以来创作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则将创作视点转移至进城打工的保姆群体,不变的是他对底层百姓的人道主义关怀及对人性问题的深入思索。不论是城乡交叉地带的煤矿叙事所呈现出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还是“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中空间权力对进城乡下女性的规约与限制,都表现出刘庆邦小说明显的空间意识,也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论李群玉山水诗风的二重意趣

李群玉是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鲜明的湘楚地方特色和个性精神近年来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诗人愁心苦志而又闲适超逸的矛盾中形成的复杂心态，其融合湘楚文化情感和末世文化情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孤冷素艳、幽美深婉与清旷明丽、恬淡自然并呈的二重意趣。     

叙事客观化：论中国现代散文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30年代,散文随笔与现代小说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诞生了一批散文体小说超文本,其文体特征是叙事的“客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和远聚焦叙述方式。具体而言,是由现代的“展示”取代了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即往往取材于一种“极单纯渺小的事件”,以此暗示出“极复杂极重大的东西”,而由事件来暗示指的就是“客观化”地“展示”,复杂重大的东西指的就是由“第三人称”或“远聚焦”展示所达到的“认识”功能。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