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157家深、沪A股民营上市公司,分别从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与股本扩展能力四个方面来分析高管现金报酬、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现金报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即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激励作用;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越大,公司高管的现金报酬越多等结论。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管激励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中国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研究企业绩效与高层管理人员现行激励的相关性、高层管理人员的现行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其对中小板块企业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的完善，特别是薪酬激励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提供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让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从而使其与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以使管理层为了增加自身收益而努力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但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如何,股权激励是否能提高公司业绩,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确切答案。基于探究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目的,以2008～2010年国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从长远来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政府补助、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在帮助扩大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2007—2018年贫困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衡量创新绩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R&D投入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政府补助和R&D投入均促进了创新绩效,R&D投入在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中具有中介效应;相比策略性创新,政府补助和R&D投入对实质性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营业绩效与政府补助、R&D投入显著负相关。因此,完善政府补助政策对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创新带动经济扶贫有一定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基于权力激励调节视角的民营上市企业高管激励研究

如何通过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使民营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得到保障,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以2003—2019年沪深两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引入权力激励(高管是否兼任董事长)和经济激励(薪酬和股权激励)手段作为影响高管激励的因素,探讨如何建立更适合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机制。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股东权益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权力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互补作用;权力激励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替代作用,而且这种替代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地区的上市公司数据

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联系,寻求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相关程度的实证研究,是西方企业管理科研过程中解决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普遍做法。国内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国内上市公司披露数据的分析,研究职业经理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各方在研究过程中统计数据的口径存在差异。通过建模的方法,对重庆地区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重庆地区上市公司经理人员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     

互惠性偏好、知识共享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重庆民营企业的实证检验

互惠性偏好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几年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于现代管理当中。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共享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绩效的重要驱动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重庆民营企业为调查样本,研究了互惠性偏好、知识共享、核心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互惠性偏好和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知识共享对核心能力和企业绩效均呈正相关关系,核心能力对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企业加强互惠性文化建设、完善知识共享机制,进而提高核心能力和企业绩效提供了理论借鉴。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制造业企业创新与绩效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以2011—2018年我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1)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正向效应,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2)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低分位民营企业中,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带动作用也有所增强;(4)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抑制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带动作用,且在民营企业中抑制程度更高.     

我国上市企业基于KMV模型的实证研究

KMV模型是由Black Scholes和Merton于1993年提出的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通过利用KMV模型对我国上市企业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十家ST公司和十家同行业相似规模的非ST公司的违约距离,根据计算结果得出ST公司的违约距离小于非ST公司,因而ST公司的金融风险更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KMV模型对我国金融市场研究的现实意义。此外,除ST与非ST公司的违约距离不同之外,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规模之间的违约距离也存在差异,产业因素的违约距离更大,因此产业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金融风险的影响更大,而企业规模因素对风险的影响则较小。     

企业规模与R&D活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通过对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考察企业规模与企业R&D投入及产出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企业规模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函数关系;企业规模与R&D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熊彼特假说并不吻合,这表明就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较并未在R&D活动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研发能力、市场竞争与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