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准不起诉:一种新型的不起诉

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第三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我国首次创设了核准不起诉,对于自愿认罪并且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嫌疑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不将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核准不起诉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救济途径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不起诉,因而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体系,实现了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的全覆盖,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核准不起诉也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诉辩交易的合理元素,对于我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核准不起诉是国家对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立法回应,不过,其效果如何仍有待实践检验。     

企业合规之“双不起诉”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合规指导案例出现诸多“双不起诉”现象,引发了学界和普通群众对合规不起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未严格区分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未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不起诉之间如何合理并入的问题。随着全国范围内企业合规试点工作的展开,有必要为“双不起诉”正名。西方暂缓起诉协议固然有其适用背景,但这种实用地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很难形成本土化法治理念。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是充分体现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关怀的一项新兴制度,因此更需要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向纵深发展。     

进退两难: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博弈分析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废除后的产物.从10余年的司法实践过程来看,相对不起诉在检察机关应用较少,主要是体现了检察权对审判权的谦抑.从该制度最初的功能设计分析,相对不起诉是为处理刑事案件作适当分流而设计的,它应该是解决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的途径之一.长期的实践表明,该制度面临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相对不起诉制度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从保护被害人权利来说,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使之成为刑事案件中利益冲突解决的正式途径,应该是新的刑事诉讼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做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之立法构想

对涉案企业做出暂不起诉决定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也作为一种非罪化处理方式给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护。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已普遍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朗、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各地均有差别、暂缓起诉期间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讨论该制度入法的具体设计,从案件适用的罪名、主体、类型等条件,结合附带条件的性质与内容、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暂缓起诉期限的确定以及合规考察等具体方面做出初步立法构想。      

相对不起诉之实证研究

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不起诉又是其中可裁量幅度最大的一种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一直偏低。通过实证考察,探究相对不起诉率偏低的现状及成因,有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该项制度的诉讼价值,提高案件的办理质量及效率,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论暂缓起诉制度

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提高司法效率,缓解司法压力,是世界各国司法界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了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着如何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高效、合理地在轻罪案件与大要案件之间进行分配这一问题。借鉴暂缓起诉制度,完善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旨在提高司法效能,节约诉讼成本,推动司法改革进程。     

论相对不起诉概念的重构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界定的相对不起诉概念中,将被不起诉人的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对被不起诉人行为的犯罪定性评价,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侵犯了被不起诉人的权利;同时与其他相关方相比,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体系中,对被不起诉人不服不起诉处理决定的救济途径单一,且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应该在立法界定的相对不起诉概念中,舍弃对被不起诉人行为犯罪性质的评价,而相应给予刑事违法性的评价,并进一步完善对被不起诉人不服处理决定的救济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制度缺乏与不同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设置,不能体现认罪认罚制度的科学性。需在立法上明确认罪认罚的标准和时间点,设置与诉讼阶段对应的从宽处理的层级性规定,并且充分保障认罪认罚之人获得律师的帮助权,以此实现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股份回购监管立法完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给股份回购法律监管措施完善留下的较多的遗憾。在我国股权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商事立法不仅应当明确股份回购法律监管的总体方向,而且应当在资金来源、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严格的具体措施,以达到既“兴股份回购之利”又“防股份回购之弊”     

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及其监督和约束机制

研究高校办学自主权,首先要研究高校如何实施办学自主权,否则,办学自主权也会演化为毫无约束的＂自由权＂而滥用,反而影响和阻碍高校健康发展。在我国现阶段,高校实施办学自主权必须坚持有效性和有利于学校发展这个原则。一要大力提高高校自身的独立生存能力和自主办学水平,二要继续坚持政府对高校的宏观指导和监督,三要促使高校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特别是在各高校盲目攀比、求大求全,以致很多高校出现趋同化的现阶段,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显得更加急迫。     

刑事立案监督的制度缺陷及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之法律规定几经变革,虽然其框架建立起来了,但其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致使监督的及时性、有效性不能充分发挥,对于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改进,可以通过检察审查会制度,赋予其相关职权,在制度重构的基础上对立案监督制度加以完善。     

试论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 ,是一国法治和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仍很不完善 ,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在阐述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现状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 ,并就如何完善该机制提出若干对策     

试论加强财务制约和监督

由于内部管理失控,中小企业的财务制约暴露了诸多问题,加强财务制约势在必行。企业应实行“三权”分离,明确责、权、利,加强对法人代表的权力制约,规范制约程序;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法,规范和完善财务制约和监督体系。     

薛蟠形象再探

行政权是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法规,进行国家、社会行政管理的重要权力.在法治化国家,行政权必须受到立法、司法、公民权利的监督和制约,使之达到分权与制衡的目的.我国应当完善各种制约机制,让行政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是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要求加强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制约.国(境)外反腐败成功的廉政机构的有效经验也表明要加强对反腐败机构监督制约.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在内部,可以采取组织分设、相互监督和内部制度设计等方式进行;在外部,可以开展新闻舆论、社会群众的监督.对监察委员会进行制约,内部要建立请示报告和审批程序、集体决策、业务流程三个方面的制约制度.在腐败案件处理和政治架构中其他国家政权机关可以对监察委员会形成制约.     

论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作用与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整治权力滥用现象、打击和惩治腐败、从严冶党的决心,更反映了我们党在加强权力运行上更加注重公开、公平、公正,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性.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