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京津冀制造业空间分布与集聚趋势

产业梯度转移和空间集聚是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京津冀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布变动,直接反映了该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程度。本文对京津冀内部各地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空间集聚程度、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河北省制造业的集中率在逐渐上升,北京的制造业实现了向河北和天津梯度转移;河北与天津以错位发展为主导,但仍存在部分制造业重叠,总体来看,京津冀各地区制造业行业特色日益鲜明,分工日渐合理,产业协作发展成效显著。     

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竞争力与空间集聚

利用2004-200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竞争力与及空间集聚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态势虽然是关键,但所起的作用在逐年减少;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表现为弱的空间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逐年增加;空间集聚并没有促进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     

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的分析,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3个指标对2014年福建省九地市制造业20个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发现福建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现象显著,但存在优势产业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不同行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且整体集聚水平较低,以及区域之间产业同构化严重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进一步选取2005-2011年福建省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对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提出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集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2)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引导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提高主导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率。     

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吗?——兼论蓝色经济区中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对策

由于不同沿海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在海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上会不断向经济优势地区集聚,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下,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会形成一种“中心一外围”模式,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态势.空间集聚会带来正面的集聚效应和负面的拥挤效应,相比陆域经济,海洋生态的相对脆弱性会使得拥挤效应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地区的海洋资源就会出现被过度开发的局面,而外围地区的海洋资源却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空间集聚一方面促进了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在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现象,这就需要对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进行权衡以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长江经济带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识别与应用

文章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首先，测算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以制造业为中心变量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了制造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环境污染指数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得到了长江经济带上表现出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城市；其次，从影响城市特征属性的因素出发，通过城市区位、城市发展定位与规划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产生机理；最后，在识别具体城市外部性类型与表现的基础上，从城市政策体系、资源信息、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提出了对城市制造业空间外部性的应用，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联动效应。     

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采用2009-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东部至西部递增;相对于高端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影响更大;五大行业⁽(1))中,仅“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差异明显。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对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还能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和激励研发创新两种间接效应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作用。此外,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还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文章最后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有益的思路。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民族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分析

该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截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民族与非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从全国范围看,集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地区来看,集聚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非民族地区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为负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非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民族地区作用甚微;人力资本、专利授权增长率、政府干预和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影响区别不大: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低质量的专利授权和专利泡沫会通过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本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盲目投资和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制造业集聚与雾霾:基于能源消费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引入时变工具变量,细致探讨了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能源消费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通过技术进步抑制了雾霾污染,异质性分析表明,以专利表征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在低能耗地区显著存在,且作用效果更强,而在高能耗地区该机制并不显现;空间效应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和时间上的滞后效应。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对就业的影响

利用空间集聚指数法测度了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分析了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平均地理集聚度较高且上升明显,它提高了产业垂直分工程度和产业规模,但却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同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影响不同。初始集聚度高的产业一般就业密度较高,其变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初始集聚程度低的行业就业密度低,其集聚度的下降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且趋于下降。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对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尤其是2008年之后集聚水平急速下降,其中纺织服装类及相关产业的集聚状态相对较高,而饮食加工及其制造类行业与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聚程度偏低。根据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劳动力池、运输成本、地方保护与对外贸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明显影响。为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应促进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密集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电子制造业产业链地理集聚

产业链集聚能否形成取决于产业链的终端环节或高技术含量环节。目前中国已经在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集聚。2001年以来,三大产业链地理集聚区的空间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各环节产业出现极化和扩散趋势,地区专业化程度提高,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更加明确,上下游联系更加紧密。产业链集聚效应的强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旅游业对制造业集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通过中国西部实际数据考察旅游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西部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增长对制造业集聚和不同技术含量类型分类下的制造业产业的波及效应.实证表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在西部地区集聚程度有减弱趋向,对西部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集聚之间存在倒U效应,现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边,没有“去工业化”效应,但如果旅游业过度繁荣,将会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行业差异及门槛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将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劳动力共享和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制造业集聚,影响大小因行业污染密度不同存在差异且具有门槛效应.选取2006-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2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首先将其根据平均污染密度分为高污染制造业与低污染制造业两类,然后依据门槛面板模型分别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这两类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和低污染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均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但影响方向相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负向影响,而对低污染制造业的本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