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吗?——兼论蓝色经济区中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对策

由于不同沿海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在海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上会不断向经济优势地区集聚,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下,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会形成一种“中心一外围”模式,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态势.空间集聚会带来正面的集聚效应和负面的拥挤效应,相比陆域经济,海洋生态的相对脆弱性会使得拥挤效应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地区的海洋资源就会出现被过度开发的局面,而外围地区的海洋资源却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空间集聚一方面促进了区域海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在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中,也会出现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现象,这就需要对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进行权衡以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将空间外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相结合,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影响,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均呈现显著倒U型特征;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之间的关系则呈现显著的正U型特征。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影响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社会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采用2009-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行业差异。产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东部至西部递增;相对于高端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影响更大;五大行业⁽(1))中,仅“医药”“电子”和“计算机”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差异明显。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完善国家顶层设计。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再定位及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细分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对不同区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解释是集聚外部性,但随着企业异质性的加入,这种解释显得太过片面,"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对地区间的生产率差距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包括"单边选择"和"双边选择")和"分类效应"在不同区位(核心和外围)企业生产率分布三大特征(均值、标准差、偏度)上的差异化表现,来分析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导致其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能够解释大部分行业的地区间差距,而只有很小一部分行业是由于集聚外部性而产生差距的;并且,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不对称的市场规模是影响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作用大小的两个主要因素。     

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科技服务业能够促进制造业向高端环节攀升,但是当前科技服务业集聚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仍显匮乏。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科技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能通过劳动生产率正向促进产业升级,且能够通过创新产出中的中间产出和创新产出中的最终产出影响产业升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因此,应制定政策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大力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创新产出中中间产出的推动效应及其对创新产出中最终产出的推动效应;促进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针对当前西部地区引进外资不能促进该地区产业升级的事实,西部地区应不断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     

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与溢出效应

资源配置是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维度。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解析网络资源配置的溢出效应，从而揭示制造业空间网络作用区域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维架构是对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整体抽象，也是量化探究其逻辑与效应的有效工具。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形态上呈现出从少中心到多中心的结构演变，联系上愈发紧密且地区间互动方向出现由“内双外单”到“内双外双”的趋势转变；节点城市的集聚、扩散与调配力支撑着高维架构的有效运行，三种作用力共同引导资源的空间配置，赋能区域的发展过程；制造业空间网络的资源配置会对制造业集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的本地效应与外溢效应，且两种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旅游业对制造业集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通过中国西部实际数据考察旅游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西部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增长对制造业集聚和不同技术含量类型分类下的制造业产业的波及效应.实证表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在西部地区集聚程度有减弱趋向,对西部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集聚之间存在倒U效应,现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边,没有“去工业化”效应,但如果旅游业过度繁荣,将会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既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依托，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理论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机制、竞争效应机制、学习效应机制、合作效应机制和专业化效应机制降低制造业生产与交易成本，进而助推制造业结构升级。据此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大陆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呈现先负后正、先弱后强的“U”型趋势，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至特定水平后，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和专业化效应才开始显现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金融科技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采用min-max标准化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得出2011—2018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总指标。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呈现出HH 和LL 集聚的特性，即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金融科技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各省的金融科技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本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对邻省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产业地理集聚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为及绩效

本研究利用企业数据,考察城市尺度出口企业集聚的本地溢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很显著,但是地方化经济发生作用还和空间尺度有关。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对同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只有在地级市尺度上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在县级尺度上并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无论是在区县还是地级市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出口概率。研究还发现,单纯的外资企业集聚并不会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只有出口外资企业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外资出口企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城市化经济,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所有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会提高了相同产业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只能提高同产业的内资企业的出口强度,而对外资企业没有影响。出口企业的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出口,并且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因此制造业企业出口集聚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现阶段OFDI“顺梯度”“逆梯度”二元结构投资的环境、背景下,对我国双向梯度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机制进行分析,进而通过修改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确实存在;（2）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人力成本的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3）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整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4）OFDI并不是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依然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是资产价格变动、OFDI和人力成本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