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证积分落户规模初步测度与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是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剔除与参照性方法，研究发现北京市居住证政策具有普惠性质，可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盖的底线公平；每年应不超过万人依靠积分落户京城，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门槛较高，但符合“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国家战略要求。本文建议在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战略与战术、门槛高与底线公平、存量与增量、法治与德治、供给侧与需求侧几个关系。     

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的问题探讨——基于武汉市1095个流动人口样本的调研分析

当前居住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面临着流动人口办证积极性不高,持证者享受的福利不符合预期以及积分落户意愿不强等问题.本文通过回溯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的进程和存在的问题,并以武汉市为例,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居住证制度实施提供建议参考.     

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后,从居留能力和社会融合两个层面出发,对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过七成的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在大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居留能力方面,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收入会对长期居留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比处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就业身份高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强;社会融合方面,心理认同感强的乡城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长期居留意愿。     

超大城市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情景演化及仿真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庞大,社会系统复杂,一旦发生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容易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基于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演变的不确定性特征,融合情景理论对该类事件进行结构化表示,分析该类事件情景演化的驱动要素及方式。在此基础上,引入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情景演化模型,并以某公众维权事件为例进行模拟仿真。结果表明,社会矛盾水平、应急疏导和谣言煽动是该类事件演化的核心因素。因此,超大城市应对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过程中应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协调,做好应急疏导;高度重视网络舆情,把握引导话语权。     

如何看待都市型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殊性——以北京市为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基于对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分析,指出普适型农业政策对于以北京等超大城市为典型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有其不适应性,创新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持政策日趋紧迫。据此提出要辩证看待北京等超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做到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超大城市农业发展更多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并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型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政策,支持北京等超大城市创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锋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晋江、长乐、福清的调查

基于对晋江、长乐和福清407位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利用交叉统计和Logistic二元回归,从人口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5个方面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子女就学地点、是否在务工地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土地处置方式和是否适应务工地生活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几个自变量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小城镇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政策、政策供求与政策均衡——公共政策研究的供求分析框架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公共政策是一种稀缺性要素,其本质是公共物品,符合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因此,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供求分析框架,着力探讨影响政策需求、政策供给以及政策均衡的背后制约因素,进而增强对真实世界中公共政策问题的解释力。     

农民工市民化对大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计算北京市为常住人口提供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后的公共服务效率变动情况可见,11个区县的公共服务存在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的情况,支出效率有10%⁸5%的提升空间。运用Tobit方法分析影响因素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政府达到一定规模后公共服务效率会有所下降,人口规模适度增加对城市公共服务效率有正向影响,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并不会给大城市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反而有助于提高大城市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效率。     

超大城市食品安全保障的研究探讨

文章通过对超大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剖析和民众关注度调研结果，探讨了超大城市如何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和为迎接世界级盛会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些措施，对超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超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有现实意义。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新时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思路研究

现行户籍制度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情下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割性、等级性、世袭性和功能多元化特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本文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及必要性做了深入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基于户籍分割的大都市流动人口回流研究

回流是伴随着人口迁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在户籍制度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平流原户籍地的意愿;随着户籍地行政级别的上移,暂时留居都市的意愿越强,向下回流的意愿越弱。究其根本,经济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户籍地圈层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流动人口的向上回流决策中,稳定的住房条件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困境及政策选择

根据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革试验性阶段存在的问题 ,在引述公共物品理论相关内容的基础上 ,评述了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两种主要政策模式———集权式改革与分权式改革 ,并通过剖析这两种政策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实际效果 ,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改革政策的建议。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户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表现为决策者的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从工具性目标向权利和平等的价值性目标的转变.户籍改革的本质是决策者放弃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及其相关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工具性目标, 将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及其正义性纳入自身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之中,并赋予其权利价值在政策目标序中的优先地位.改革的路径是以渐进式为基调的,以一种循序渐进的适应内外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并对原制度存在强烈的依赖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应当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中国户籍制度及改革现状

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已取得广泛认同,但改革本身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境。对户籍制度的起源和功能、作用与影响、改革阶段、近期改革实践与困境,以及户籍制度及其改革的实践与研究进行了回溯和整理,以期更好地理解时下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并认清真正贯彻实施户改政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践。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综述

综述了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重点和主题。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建国初期建立起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各学科的研究热点。认为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4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运行的功能研究;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需加强对地方个案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与江苏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运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江苏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限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多被资本所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导致农业边际产出下降,降低了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也制约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使得劳动收入比重长期保持在下降的趋势。对上述结论运用江苏的数据进行验证,证实了二元经济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