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行政的风险场景及其法律规制——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分析

算法行政具有客观、高效优势,但同时伴随着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法律层面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的挑战,以及价值层面技术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等桎梏,亟需法律破解。规制对象是法律制度构建之前提,将“算法法权”作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对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权力—权利”的法权结构,可实现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的整体性规制。质言之,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需要以“算法法权”的科学配置为核心,建构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一体化的规制体系。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研究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实施是降低环境健康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为人体健康提供有效保障。美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管理,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并使得该制度成为美国环境立法和制定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美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包括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同时,通过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者的有效衔接,实现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性。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频发发生,导致的环境健康问题日益严重。而保障人体健康作为我国环境法制目标之一,尚未得到有效重视,缺少法律保障基础。基于我国环境健康规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可借鉴美国风险评估制度经验,从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健全风险评估制度、完善企业环境健康管理体制和推进多元化公众参与模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法律制度。     

我国环境健康管理政策的发展历程、不足及完善建议

针对我国环境健康管理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没有将公众健康融入环境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作为预防措施的环境健康风险管理不足和基础能力欠缺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健康管理政策的建议:理顺我国环境健康管理体制,确立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主的环境健康管理体制；将环境健康管理纳入环境保护工作,确立环境健康管理的风险防范原则,并对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标准体系加以修改和完善；贯彻预防理念,加强对环境健康风险的管理；加强环境健康管理的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看中国环境健康法制建设

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存共生的和谐本质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规定的限度,人行为的"越位"与无序将招致自然的"非意识报复",二者应在一个系统的范畴内达成整体和谐共荣.中国的经济跃进改变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二者由融合趋向分离,而环境法制不张导致人体生命健康的巨大危害.缺乏对环境健康的针对性调查、对污染风险监测不当,公众参与度与法律执行度过弱、"过度博弈"下的短视法制思维是制约环境健康法治的核心因素.应通过建设数据库研究分析考核系统、完善生态预警机制、构建污染检测控制系统及标准、细化环境健康危害判断基准、构建公害公知公众参与平台和发展环境健康管理新思路,全方位构建科学的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     

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事件频发,环境健康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向来重视环境健康问题,但是环境健康问题的法律规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环境与健康孤立立法、环境健康影响评价的范围有限、缺乏环境健康标准等.因此,需要加强环境健康立法,确立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完善环境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环境健康标准体系,确立环境健康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形成有效的环境健康监督管理协作机制,以切实保障人们的环境健康.     

智能技术革命与法治秩序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

当前,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公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权力体系重构:大数据、算法技术发展、社交媒体权力扩张与传媒监管体系变革,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政党化公司与选举代议制度变革;权利与权力边界的重构: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科技、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变革,巨型平台公司及其监管制度变革。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私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P2P爆雷潮与个人信息、隐私权、财产权保护制度变革;算法智能推送、"信息茧房"、"娱乐至死"与个人信息获取、消费选择权保护制度变革。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法治社会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主要包括:法律价值体系转型(数据代码算法正义、风险技术控制、注重义务与安全);法律主体及法律关系体系转型(新型主体与复杂化关系);法律行为及法律救济体系转型(复合性行为与预防性救济);智能技术革命时代法治秩序转型需建立智能法治系统:建模系统+功能分区——公共信息流通+个人信息保护——系统控制+社会整合。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以《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为中心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不能完全实现原环境的恢复，环境议题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转捩，促就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应。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是通过诉讼程序落实风险管控的公法责任以发挥法院的环境规制作用，并弥补行政规制的不足。但既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则过于模糊，存在适用盲点，亟需梳理内在规范构造。具体而言，以重大风险为启动前提，但应从“质”与“量”二维标准加以界定；以污染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为审查对象，但应着力于以行为为主附带结果的审查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保护对象，但应区分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实质内涵和顺位选择；以法律规定的机关与组织为诉讼主体，但应授予公民原告资格并肯定行政机关的独立参与人身份。除此之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风险交流有助于推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程，未来制度改革上应致力于商谈主义司法的形塑，通过强化法院职权以敦促风险交流的充分展开，最终促进法院环境规制权能的完善。      

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刍议

随着我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与法制化已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本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及缺陷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剖析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理论基础,提出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议。     

公众参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基础是环境权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其法律价值体现为环境法治、环境民主和环境正义;环境法中体现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制度是以环境权为根基所建立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包括: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纠纷的处理制度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     

碳市场语境下的碳排放环境风险：生成逻辑与行政规制

碳排放环境风险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类行为是该风险的主导性来源。人为因素带来的碳排放浓度增加、碳排放量的累积或者碳排放量失控可能引致大气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公众健康遭受疾病威胁。预防该类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碳市场和国家碳市场,旨在通过规制碳市场控排企业行为来实现防范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目的。探析其内在逻辑,先后分析碳市场语境下控排企业的行为逻辑、碳排放环境风险的生成机理,归纳得出碳市场中控排企业行为引起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危害后果的多元性、因果关系的间接性、引致主体及其行为的特殊性、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特点。但是,现行环境法的规制理念和法律制度却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特殊风险,表现在：现行风险规制理念无视价值的作用,制度设计上存在断片化的问题。鉴此,有效规制碳排放环境风险应更新规制理念,兼顾风险生成的科学和文化面向、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方面,科学、合理地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制度。     

环境法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环境权研究为中心

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注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思维规律和知识体系的揭示。当下的环境法和环境权研究中的一些分歧反映了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选择。环境法学研究应当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主导,以环境权研究为例,从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进路出发,首先应当突出公民个人环境权在环境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其他类型的集体环境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