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渊与防治：疫情突发背景下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分析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广泛传播,随之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社会舆论,干扰了社会各界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变化都对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泛滥乱象清本溯源,有助于社交媒体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舆情方面的正确引导。而要根治"信息流行病",需要在溯源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规范社交媒体传播秩序,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养。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海量信息下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囤积的心理机制初探

社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很多用户会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积累和保存各种形式的信息、资料,以备日后翻阅或使用,但过多的内容积累也会让用户产生心理压力和混乱,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数字囤积”。数字囤积由信息特质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共同所致,社交媒体的信息庞杂且存在不确定性,用户会对信息错失产生焦虑,通过大量囤积来获得心理安全感;社交媒体上数字内容的收集成本和存储成本低,方便了用户通过数字囤积获得对更多内容的心理所有权;数字囤积的内容有痕迹价值,是自我的延伸,用户对其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恋。但过量的数字囤积会导致信息过载和信息耗散焦虑,用户需要通过数字“断舍离”的方式形成对过度数字囤积所致心理压力的抵抗。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疫情治理演化逻辑：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基于社会系统视角

疫情是传染性疾病的社会化形态,是流行病学的自然规律与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活动的社会规律交织耦合的结果。本文基于社会系统视角,提出了疫情治理演化的分析框架,考查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疫情治理的特征。研究发现：农业社会的疫情治理听命于自然,依赖于文化要素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工业社会凭借社会系统中经济、技术、组织等要素形成的强大综合能力,取得对传统疫病治理的胜利,但面对不断增长的新兴疫情风险,则显得迟滞和僵化;信息社会下,信息要素对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全面深入渗透,数据与智慧引导下的精细化治理为人类战胜新兴疫情风险提供了新的进路。     

社交媒体能促进价格发现吗?

流动性提供和价格发现是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社交媒体能否有效地集聚信息进而促进价格发现？在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假设下,考虑社交媒体传播关于股票基本面价值信息,通过分析信息质量对市场效率、市场流动性以及资本成本的影响过程,研究了社交媒体对价格发现的促进效应.结论显示:相关信息传播能促进价格发现,且相关性越高,市场效率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无关信息传播则阻碍价格发现,跟随者的“羊群行为”导致价格的信息含量减少,且媒体信息的方差越大,市场效率越低,资本成本越高.     

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湖北人”污名的分析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针对不同群体的污名现象。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湖北人”污名为例,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研究发现,风险社会中的污名现象表现出突发性、内隐性和单向性等突出特点,社会风险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信任危机以及风险意识的形成和传播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污名的产生和扩散。污名应对的中国经验表明,结合风险社会的特点,通过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有助于提升预防风险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合力消除污名,这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也应进行更深入研究。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偏差形成原因探析——基于信息供求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实践验证

大量食品安全负面信息导致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真实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通过把食品安全信息特征纳入媒体和消费者的决策函数,基于信息供求理论的分析表明,造成风险感知偏差的原因包括理性无知和负面信息过量需求.受限于个体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获取成本以及媒体立场定位与个人立场不一致等因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主动表现为理性无知.基于信息的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规避分析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需求量大于对正面信息的需求.传统纸质媒体和现代社交媒体进行的实践验证表明,基于不同的立场定位,各类媒体的食品安全信息供给存在很大差异,社交媒体的出现放大了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存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重大疫情的舆情应对与信息治理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各种社会治理问题都应依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各项社会工作都应秉承相关思想,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接受了重大考验,但诸多方面仍有不足.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我国在重大疫情中的舆情应对和信息治理问题,明确其特征和不足,进而实现治理改变,能够提高我国...     

中国媒体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实践与思考 ——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国际舆论场上一次热点频出、持续时间久远的传播事件.疫情期间,中国媒体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身先士卒,充分报道了党和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等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延续,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