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思考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我国的反贫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反贫困机制,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加强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等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提高人口素质：西部农村反贫困之根本——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西部农村反贫困任务仍很艰巨，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高是西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依据贫困和反贫困相关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贫困人口素质是反贫困的核心和关键，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长久之计和根本所在。因此，应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培养贫困人口脱贫自救的能力，作为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重点。更新贫困人口思想观念，狠抓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研究

对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国际国内背景、难点问题、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框架进行论述,认为: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要充分考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建立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施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生产和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治理重点是调整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发展特色产业、重视教育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小额信贷。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是降低该国贫困发生率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手段,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所谓"滴漏效应"更是不会自动发生.各国经验表明: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有与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且优先受益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所遭受的贫困打击,提高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     

关于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因旧中国经济落后以及我国农业资源缺乏和农民知识贫乏等原因 ,而形成严重的贫困问题。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积极进行反贫困工作 ,并取得巨大成就 ,全国范围内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当前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贫困 ,并且反贫困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开发式扶贫方针 ,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反贫困机制 ,采用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与扶持贫困人口相结合的策略 ,通过增加反贫困资金投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加快发展贫困地区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力度、营造发展经济良好环境等措施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扶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新闻扶贫助力凉山精准扶贫

从社会责任、服务水平的提高、内在逻辑联系和监督功能,分析了新闻扶贫在凉山州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必要性。基于凉 山州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形式。结合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工作,从政治扶贫、思想扶贫、科技扶贫、 建设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总结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新闻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核心能力及其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上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利益相关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偏差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云南省Y 县G 乡X 村混读班的田野调查

儿童早期发展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反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云南省Y县G乡X村中的混读班为个案,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解释了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庄的运作过程中,学前教育反贫困是如何影响着早期儿童教育的。学前教育在“县-乡镇-村”的运作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价值和对象等方面均产生了认知偏差并在其具体运行中形成了特有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在儿童发展中的价值认知上发生偏差;另一方面是县级政府与村民对学前教育反贫困帮扶对象的识别存在偏差。其背后逻辑是:自然经济与社会属性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社会基础,情与理之间的妥协是学前教育反贫困对象识别的机制,固守与变通是学前教育反贫困的精准管理逻辑。在这些逻辑之下,最终导致乡村学前教育反贫困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出现了偏离。为此,需要促进利益相关主体对学前教育反贫困的认知,制定乡村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专项政策,调整学前教育精准扶贫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构建地方性的学前教育反贫困体系。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社会发展视野下西部地区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咸阳市“三告别”工程的思考

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基于社会发展视角,以咸阳市“三告别”工程为案例,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剖析了咸阳市扶贫开发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咸阳市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以期能为西部地区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提供现实参考.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群众主体观论析

群众主体观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坚持贫困群众主体地位贯穿于扶贫工作全过程、紧紧依靠和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贫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及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人民主体思想的创新性继承和发扬,对基层反贫实践的持续性探索与思考,对精准扶贫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提炼。激发贫困群众主体意识、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决心,强化贫困群众主体地位、发挥脱贫致富能动作用,提高贫困群众主体素质、增强脱贫致富发展能力构成了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核心观点,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阶段我国贫困与反贫困策略

我国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反贫困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恶劣,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更加严重;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生态脆弱,环境恶劣,灾害频繁;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等方面缺失并存,形成了贫困地区发展中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创造机遇、促进赋权、增强安全保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使其社会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推广以项目为载体的项目劳动扶贫模式等是新阶段的反贫困策略。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人文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与反贫困关系紧密。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会工作持守的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及其秉承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关爱与互助合作价值取向及其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工作模式的基本假设及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其有效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所在。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及其反思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