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视阈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整体性思想的观照和整体性治理范式的运用。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可以从生成逻辑、问题逻辑、思维逻辑、行动逻辑四个层次进行把握。其中,时代演进、矛盾转化、动能转换、方式演化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的生成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必然性;网络空间问题的整体图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和现实镜像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问题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必要性;总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大数据思维、公共性思维、跨界融合思维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方法科学性;主体合作共治基础上的思想引航、目标指向、手段规范的“一体三维”结构体系,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行动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可行性。     

健全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为新时代新征程网络综合治理提供了明确方向。健全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要求,是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治本之道,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主要由网络综合治理领导体制、网络信息内容监管体系、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体系、网络生态动力保障体系构成。新时代新征程,要兼顾体制建构与运行,实施扁平化的运行模式;兼顾内容监管与供给,加大正面网络信息供给;兼顾技术规范与创新政府主导与协同,强化企业协同治理作用;兼顾网络立法与执法,完善网络执法工作机制;兼顾技术规范与创新,推动网络信息自主创新,进而完善我国已基本建立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健全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制度愿景与实现路径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也是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直接目标。立足于“金融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各个治理要素之间应当相互支撑、互为关联,最终形成治理合力。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作为一种高阶治理形态,不仅构建了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共治”治理模式,而且开辟了博采多元手段、提倡德法双治的治理新路。为了贯彻保障创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治理理念,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在强化治理对象的网络犯罪属性的同时,也应当秉持对网络金融活动的限缩性规制,方能实现积极治理主义下的合理治理限度。     

习近平互联网治理思想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技术创新发展、人民利益导向、深化改革为逻辑前提,就网络治理论述了一系列新主张、新思想,形成了以网络强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为核心要义的互联网治理新思想。基于习近平的互联网治理思想,推进全方位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技术创新体系、统筹规划下制度保障体系、人民利益价值追求下文化共享体系、对外开放战略下国际合作体系,为实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提供新思路,对推动网络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的对策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互联网治理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建设网络强国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网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自主与开放结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统一体。在网络空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也是在网络空间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和深化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需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遵循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一般规律,努力做到"六个结合"。     

网络治理:政策工具与推进逻辑

网络治理是为实现合秩序状态而推进的虚拟实践有序化过程。实践中,互联网建设方式对网络治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实新闻制度也对网络治理形态产生亲和性制约,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互有区别的治网逻辑。用以调控网民行为的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但由于网络治理超越了国家疆域和民族居所,因此网络政策工具应具备可通约性和世界禀赋。为此,可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可通约性检视,进而形成并不断充实网络政策工具谱。一国对网络属性的不同定位将决定其网络治理的思维模式,并体现为相应的治网逻辑和工具组合策略。具体而言,可以将网络定位于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异时空",或是现实社会延伸出来的"亚社会",抑或是区别于传统媒介的"新媒体"。     

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推广,如何管理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新的课题。本文回顾了网络治理机制从最初的个人管理方式,到美国主导下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再到相继出现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等新机制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全球网络治理在主体间、机制间和规范间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网络治理机制在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不足,认识和理解这些矛盾所在有助于推动网络治理向更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犯罪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

现代犯罪治理要求刑事治理体制机制进行转型，以实现犯罪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治理形式上表现为加强对犯罪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与综合治理。犯罪治理现代化决定了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罪刑体系化。我国网络犯罪之罪刑体系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罪刑之构建以传统罪刑为导向，具有混融性特征。我国网络犯罪的罪刑构建侧重结果正义，导致网络犯罪的刑罚种类相对单一，罪责也缺乏有效的应变性，且对智能网络犯罪之罪刑缺乏规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要求对网络犯罪加以体系化与类型化，完善网络犯罪刑罚体系，使网络犯罪的罪刑实现均衡化，并对智能网络犯罪予以刑法规制。     

行动者网络主体的网络正能量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内容纷杂繁多,网络空间治理滞后的问题日渐突出。通过对互联网治理现状进行分析,从网络治理主体、网络内容、分析工具三个层面出发,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以网络正能量为引导的政府、企业、学校、网民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互联网治理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的理论图景与实现路径

晚近以来，刑法在呈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态势的同时，犯罪治理也逐渐上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存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犯罪治理的参与，由此限制了犯罪治理效能的实现。为了推动犯罪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治理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引入评估机制。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的构建不能简单移植法治评估、政策评估等领域的做法，而是应当在解构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理论范式，由此才能真正建构出符合我国犯罪治理实践的评估指标体系。     

网络公共外交:基于两种研究视角的分析

网络公共外交作为信息时代公共外交的新形式,其出现与发展既有以互联网为里程碑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作用,也离不开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支持。网络公共外交使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由政府权威"独白"到对话与合作这种沟通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网络及网络管理成为影响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而网络公共外交也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网络公共外交对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论“人肉搜索”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维护正义及公益性本质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对＂人肉搜索＂还没有明确的立法,因此对其加以理性的法律约束与道德考量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其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人肉搜索＂的出路一方面在于提高网民自治,另一方面有赖于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加以解释,提高现有法律对＂人肉搜索＂的适应能力,完善网络法规对＂人肉搜索＂进行规范和引导。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现状及战略构想

网络政治作为政治民主实践的新形式,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生活。网络政治在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政府相关部门应注重协调网络政治与集权体制之间的冲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普及率和网民政治素质,培育网络公民意识,加强网络立法,规范政府和公民的网络行为,从而充分发挥网络对中国现实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论网络舆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在中国,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舆论监督的功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它以新的面目迅速崛起并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网络监督权的行使具有正负两种效应,文章在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正负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网络监督的管理问题进行了阐释。文章认为,在对网络进行管理中,合理地配置权利与权力,恰当地划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考验着公共权力拥有者的治理理念与能力。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在当下中国“权力对权力”的硬性监督往往难以到位,“权利对权力”的软性监督尚处于发育之中的社会背景下,应坚持权利保护优于权利规制原则,最小限制原则和尊重公民自主、培育公民自律原则。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院校研究与大学治理结构——以美国院校研究职能的演变与大学治理结构的关系为例

美国院校研究的职能经历了建校研究、改进管理质量与效益的自我研究、战略规划与管理咨询研究几个发展阶段,而影响美国院校研究和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现代大学传统精神、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和大学治理结构,其中大学治理结构因素影响较大。通过对美国院校研究职能与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发现,大学自治权只是美国院校研究产生的前提而不是主要因素,大学校长的权力和地位及市场导向的董事会制治理模式才是院校研究产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