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野中的现代财政制度——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财政作为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个方面。其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的原则,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遵循划分事权、以支定收的思路,构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化目标、社会化补偿机制和原理

全球持续性、常态化抗疫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个人家庭生活成本、国家治理政治成本和总体性社会成本议题，成为各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核心议题。现代社会带来的广泛多样深刻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合法性，催生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福利法治化，其实质是建立以社会收入再分配、社会化福利性社会服务和社会补偿功能为主的现代财政制度。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框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社会补偿与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普遍选择的社会福利制度范式，反映现代民主政治、财政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规律。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收功能——消费税改革政策评价

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决定税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基于税收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联,税收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四个方面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并凸显税收对国家治理的杠杆效应。当前对消费税的改革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加快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税改革的政策红利,更好地发挥消费税改革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规避影响消费税改革积极效能的制约因素并消除潜在的负面效应,实现消费税改革"稳着陆",当前需要启用多种配套改革措施,利用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更好地发挥"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     

制度优势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转化"与"执行"。前者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关系,而"转化"的实质就是验证制度优越性的过程;后者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之钥",通过有力的制度执行,充分发挥出制度自身的功能,彰显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中国之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制度革新不断将制度的外在优势转化为内在优势,并通过强化制度执行力来实现"善制"与"善治"的有机统一。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绝对主义国家与现代财政的起源

绝对主义国家是西方政治制度从中古到近代的过渡形式 ,现代财政制度即在此期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逐渐形成。国家制度在行政和立法两个层次上的变化 ,使得现代财政体制的两个基本要素得以成形。西欧国家在绝对主义时代有两种主要类型 ,从而导致了两种判然有别的财政和经济体制 ,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也有明显差异。     

预算审议:公共财政的制度根基

现代国家的公共财政目标,内在统一了宪政所涵括的民主理念和法治要求,其实现对规制国家行为和保障公民权利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公共财政制度基础的预算审议,不仅是民主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是现代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试金石.根据立宪主义的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完善预算审议制度,从国家制度层面应重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地方治理层面,以地方财政改革出现的参与式预算为契机,构建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程序机制;从公民权利的视角,则应逐步推进预算公开,落实公民对政府预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浅析茂名市财政国库制度的改革

为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增强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制度上、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十五届五中、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和完善财政国库制度改革。按照国家、省有关文件的精神,茂名市于2003年开始实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     

制度成熟与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

制度成熟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统一的概念,制度成熟的理论型构可从价值性能、治理功能、结果效能与生态适应等维度渐次展开。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一方面,制度成熟奠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制度存设的工具价值即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遵循了结构功能关系的原理,制度运作的实践趋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渐进成长;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映射制度成熟的高度,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治理能力的优劣体现制度运作的目标,治理能力的绩效反映制度优势转化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改革、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实现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均衡适配,促进制度成长与能力增进的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从制度匹配检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能力决定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式财政分权需要宏微观制度匹配的事实,即宏观政治合法性与微观基层民主制度匹配。区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与影响性因素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财权分权要发挥应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需要匹配相应的宏微观政治制度。宏观上实现由经济绩效观向综合绩效观转变,微观上实现由管理主义模式向"参与式治理"转变。     

社会福利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试论财政分权中制度供给的关键性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权的分配问题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分配之一。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我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已历尽二十余年,如何建立规范财政分权制度以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是完善我国财政分权的关键所在。笔者在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设计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的建议。     

财政压力视域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1949—2009)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国家的供给责任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面对财政压力,"甩掉"或减少其供给往往成为国家释放财政压力的路径。在建国以来60年国家财政责任的嬗变中,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经历了"集体-个人-社会"的制度变迁。随着公共财政框架构建向农村居民的逐渐覆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为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村级财政变迁与村民自治发展:困境与出路——兼论"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

财政问题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财政能力影响和制约着乡村治理的绩效。实行村民自治后,村级财政基础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免除农业税前、免除农业税后,不同阶段村级财政有着不同的来源。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转移支付和经营性收入,这导致了当前村级财政的普遍性困难,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影响到村民自治活动,使村治陷入新的困境之中。村级财政要走出困局,不仅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也要拓展新的财源。     

民主集中制的财政基础——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一种分析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决定着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所以,有效运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国家财政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前,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高度集中财政体制,严重阻碍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但是,改革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尤其是公共财政的确立与发展,在国家机构层面运行民主集中制,从财政体制变化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制度基础与财政动力,并由此开始了以实现制度化的民主与制度化的集中有机统一为取向的新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将同时贡献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     

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对于实施和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体现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治理价值及目标、凝聚治理力量、保障治理效果等重要功能。其次,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竞争加剧,国内突发重大安全风险的挑战增多,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对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还存在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上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人大代表的构成及履职能力不强等因素,需要加强建设。最后,要在新时代更好地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应当强化其内外衔接功效,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性;优化统筹协调功效,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合力;提高制度回应功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