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中商业秘密的确认与保护

商业秘密的保护是当代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从刑事法律方面探讨我国商业秘密的保护.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商业秘密的确认,揭示商业秘密的真实面貌和属性;第二部分具体阐述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第三部分论述司法实践中对侵犯商业秘密罪执行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与司法完善的一点建议.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认定

随着经济的 日益发展与市场交易的 日趋频繁,侵犯商业秘密罪亦在主体、对象、行为手段等方面出现新问题和新特点.现行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而保护力度也由民事、行政手段提升至刑事手段,三者构成梯次保护体系,故应将之进行系统理解.1997年《刑法》增设侵犯商业秘密罪,但在当前,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中尚有一些问题并未...     

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纵观世界各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刑法保护一直是薄弱环节。加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既有利于维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利益,又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实现,也是中国加入WTO所必需。我国《刑法》第219条将“侵犯商业秘密罪”单列为一个罪名,反映出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的坚定决心。该罪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目前,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增强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完善《刑法》第219条;严格执法,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浅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几个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呈上升趋势。虽然新刑法设立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但规定过于原则,有必要结合司法实践和立法宗旨进行探讨。本文论述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特征和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思考

刑法在规定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范围上应加以必要的限制。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明确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对制裁该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该立法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为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建议将侵犯商业秘密罪限定在非法使用和非法泄露的故意犯罪,并适当降低该罪的法定最高刑。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探讨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犯及其可罚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与合法行为的界限,侵犯商业秘密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旨在明晰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界定。     

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商业秘密的特征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通过法意网案例实证分析得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体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然人和单位都可构成本罪主体;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客观方面表现为侵权性商业秘密犯罪行为、违约性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和第三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对犯罪构成描述性要件“重大损失”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商业秘密自身的价值等于权利人的损失。并且单纯实行“非法获取行为”是否为罪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侵犯商业秘密罪与盗窃罪之比较研究

关于盗窃型侵犯商业秘密罪和盗窃罪,司法实践所产生的困惑和理论界的竞合论都使得两罪的关系模糊。从构成要件上分析,尽管商业秘密具有财产属性可以作为盗窃的对象,但两罪分属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不同使得其适用应具有明确界限。此外,盗窃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实行行为是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与盗窃罪的实行行为不同,因而不可能构成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只能为互斥关系。而刑法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态度应有所区别,经济领域中利益与责任同在,生活领域中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平等,因而刑法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保护本就不应与盗窃罪一致。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机制

在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对商业秘密的内涵存在误读,对情节严重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合规企业的出罪规定有失偏颇。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法秩序统一原理的不当解读及对法益保护的不当把握。处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应以部门法从属性原则和复合法益为指导,在不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不属于商业秘密的情形及归属于反向工程的情形予以出罪;在仅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案件和已具备合规条件的企业予以出罪。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之“损害结果”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并且对“损害后果”规定不明。提出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应为行为犯、“损害后果”的认定方法和因素。     

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 2 1 7条规定了四种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由于外延上的不周延 ,存在着重大缺陷 ,与著作权法产生冲突。刑法对著作权权益的保护范围小于著作权法 ,并且注重对著作财产权的保护而忽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该罪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限制了法律的适用。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与著作权的保护期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随着新著作权法的颁布 ,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构成的设计已经滞后 ,应尽快修改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的最新修正及其适用

在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规范体系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仅加强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范供给,而且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从具体内容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刑法的修改,主要表现为通过增设新罪和拓展旧罪的方式扩大知识产权刑法的规制范围,通过调高法定刑的配置加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透过知识产权刑法规范可以发现,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和法秩序相统一的最新立法理念,这些立法理念对知识产权刑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正式施行,应当对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系统解释,以便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能够在司法层面得以充分实现。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

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之立法变革可以看出对此类犯罪的刑法规制缺乏统一的前置法、刑法条文表述不准确、处罚行为范围较狭隘、救济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为合理规制侵犯个人信息类犯罪,建议通过加快统一前置法的立法进程、删除刑法条文中不恰当的表述、明确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范围、完善法律救济程序、建立国际间合作等方式,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商业秘密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是知识的经济,商业秘密作为一种智力产品,一经使用便会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财产利益,因此,应将商业秘密作为财产权加以对待,限制权利人滥用权利。侵犯商业秘密权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权。对商业秘密侵权的民事法律救济形式主要有禁止令救济和赔偿金救济两种。     

商业秘密“即发侵权”的禁令救济

“即发侵权”理论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具有很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即发侵权”的认识,突破了“即发侵权”应用的局限性,提出了商业秘密“即发侵权”引入禁令救济的必要性,并对禁令在“即发侵权”中的适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之分配

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提起的诉讼能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证明责任分配的两难选择;尽管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系侵权人所为,只有侵权人才知道自己取得商业秘密的手段和途径,相对而言,被侵权人举证较难。但这种难度毕竟尚未达到影响商业秘密权利人基本的证明责任的承担。因此,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不能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权利人必须就合法拥有商业秘密、侵权人存在侵权行为、侵权人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等方面进行举证。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研究

在商业秘密遭受侵害时，行政救济是重要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行政救济主体的确定不合理，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性质的认识、运用、执行存在问题，罚款的设置不尽合理。对此，应由专利管理部门主管技术秘密的救济，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界定为行政裁决并具体化，针对不同的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设置不同的罚款数额。     

现代合同法与侵权法边界模糊化现象评析

考察现有各国立法,判例和学说,可以发现现代合同法与侵权法相互融合、边界模糊化趋势,这一趋势具有相应的表现和合理的原因,该趋势是债法应对社会变化做出的自我调整,其目标是指向正义这一至高的法律价值,而其进一步发展和制度协调也将在正义法律价值的引导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