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正>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之一郑重地提了出来,并且以三个“必须”和三个“不允许”来规范其基本要求,这说明我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化、科学化和系统化。这些基本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合理继承,又是总结和吸收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发展。例如,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以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的问题;在马列主     

试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科学思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作出的战略新思维.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文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方面,总结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演化历史和系统性特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作为一个巨系统,结合系统科学“老三论”“新三论”,分析了“四个全面”战略指导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发展创新驱动的核心“序参量”,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系统安定有序的两个轮子,健康快速地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百”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演化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性战略,不但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科学思想,而且还创造性地将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丰富了系统科学理论方法.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紧紧抓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 ,将“正在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经验系统地总结为战略指导思想 ,再升华为理论观点 ,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点 ,也是其一大特点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党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是“三个代表”的集中体现     

中国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主题,是在开卷篇中提出来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理论、实践和社会三个方面。本短文仅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谈谈学习《邓选》第三卷的粗浅体会。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三农"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他们的“三农”理论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毛泽东对“三农”理论进行了战略构建,邓小平发展和继承了毛泽东的“三农”理论,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江泽民在前两代领导人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的“三农”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有其共性,他们的“三农”理论对新一届领导集体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文章着重论述了“四位一体”的建设、“四位一体”的改革、“四位一体”的目标,并简述了三个“四位一体”之间的关系。     

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核心价值观差异探析

在反封建的基础上,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自由主义、主体主义、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影响、作用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集体主义、实事求是,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现代化就有了一个“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认可。     

毛泽东思想与“特色理论”及“三个代表”的传承

邓小平同志说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 ,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集中体现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我们应当完整而正确的学习、理解 ,把它贯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三个标准”

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展以来,在检验或判断标准问题上,我们先后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三个标准本身无疑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它们在我国现阶段的提出或重新提出,又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针对性,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纵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才能深刻领会这三个标准依次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只有正确认识这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观

如何推动并衡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先后提出实践、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实践(行为)的合理性,乃至于综合检验认识与实践的是非得失,生产力与三个有利于标准都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统一于人民性的基础上。实践标准结束了僵化迷信,生产力标准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纠正了“左”“右”尤其是“左”的片面理解,力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的全新标准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与理论依据。     

新时代高校学生纪律法制教育精准化探赜

纪律规矩和法律制度是社会行为规则和大学校园运行保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要聚焦精准识别防范违纪违法风险，准确把握高校学生纪律法制教育精准化的内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破解对内容掌握不牢、对危害剖析不深、对行为引领不强的问题，建立大学生违纪违法风险地图，精准呈现违纪违法风险的时段分布、领域分布、场景分布。要通过学生公约和遵纪守法应知应会清单、违纪违法风险防范清单，增强前瞻性、实操性、实效性，精准做到因时施教、因事施教、因势施教，使纪律法制教育精确到时段、精细到领域、精实到场景。     

严复自由观之悖论

严复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既肯定自由之于人道的内在价值,又视其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他对自由的历史性、工具性和价值中性的认识更显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严复自由观之悖论与其说是群己(国家与个人)问题,毋宁说是共殊(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他发现了西方因自由而富强的秘密,但中国却难以复制英伦式的自由之路。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祖国,严复不得不搁置个人自由的目标,转而追求国群自由。“永恒的真理都是悖论性的”,严复的自由观也许正因其悖论而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     

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对周原甲骨文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归结,提出了其爽劲奔放类、严整劲挺类、萧散简远类、烂漫恣肆类、写意流便类的五个艺术分期;认为周原甲骨文应出自于周人之手且横跨了殷商、周两个朝代,而萧散简远类则可能成为殷商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分水岭;从契刻工具,书、刻的关系与涂朱、涂墨,契刻刀法与契刻笔画次序等方面探讨了周原甲骨文的契刻技法,并对周原甲骨文的用字与结字、章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自然书法观"的确立、"草甲骨文"的创造、萧散简远、烂漫恣肆、写意流便新的审美范式和微雕艺术的开创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应有的中国书法史地位。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战争空间、欲望空间与个体空间：《色??戒》的空间书写

在《色·戒》独特的空间中,充满着二元对立之间的矛盾。张爱玲将个体生命在感性空间(色)与理性空间(戒)、人的自然属性欲望空间(色)与社会规范空间(戒)、国家空间(戒)与个体空间(色)、革命空间(戒)与欲望空间(色)之间的关系书写得淋漓尽致。在《色·戒》的空间中,男性和女性的情爱伦理观念在战争空间背景下表现出性别上的差异和交融。对于生存与死亡,拯救与沉沦、妥协与抵抗有着深刻的思考,读者在战争的异化空间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艰难性,以及对自我的认知的迷茫性等。张爱玲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战争体验出发,对沦陷区的上海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建构,在战争风云的城市空间中,来解析王佳芝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特点,还原王佳芝欲望生成的过程,展现灵肉结合与分离的挣扎与苦痛,深掘了宏大的革命英雄话语下的人性的挣扎和斗争。她对战争的独特的观察和体验,对于城市的感知、想象与呈现,都使这篇小说在人性的思考上闪现出迷人的光芒和色彩。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辩证思维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闪烁着鲜明的辩证思维光芒。从系统与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是主体能力、内容活力、方式效力、载体合力和客体聚力五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五个要素各自的内部系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刚柔并济、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同向同行、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互促互进、显性宣教和隐性蕴化的相得益彰以及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同频共振,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观点不断锻造主体能力,淬炼内容活力,提升方式效力,激发载体合力和再造客体聚力。新的历史使命下,总结党正确处理这五对辩证统一关系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式——以唐诗写本为核心的考察

在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史上,署名并非从一开始即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探讨古典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特征等必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汉魏之际,在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之下,经史子集四部逐渐出现了独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并在魏晋以后渐成常例。到隋唐时期,四部典籍和各类文体的署名方式基本确立,但又各有分野,其中以诗歌最为复杂多样,有自署,有他署,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衔署。“某官某”逐渐成为文献署名的一般体式。就书写方式而言,写本诗歌的署名与印刷文本相比更为复杂、随意、多样。我国古典文献独立署名的出现和体式的确立与我国学术发展和文体发展的历程密不可分,每种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学术史和文化史。     

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和风险增大等,亟待政府给予政策扶植和帮助。为此,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围绕国家与家庭、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等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达成均衡。从目前中国家庭状况及其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重,家庭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与男性权益并重。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