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的评述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作评述,可为我国目前的治国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吴起入楚与其学术思想之变化

以入楚为关捩点,吴起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儒家到法家的转向,吴起入楚之后的行事作风及其心威于刑的学说可为佐证。吴起传授儒家典籍《左传》的时间应在其入楚之前,这也为吴起学术思想由儒家变为法家的观点提供了辅证。而其法家思想的学术渊源可从师学曾申、受三晋法家濡染及其自身兵学背景等三方面进行追溯。     

试论儒法对“刑罚”问题之分歧

儒家孔孟和法家虽然都正视刑罚对治国治民的作用,但两家的"刑罚"观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三个方面分析儒法两家"刑罚"论存在的分歧,并探讨法家韩非子是如何在抨击儒家"刑罚"论的基础上建立法家绝对的"严刑重罚"论。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儒家的外衣 法家的实质——评荀况的“隆礼”

荀况是先秦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强调“隆礼”,是荀况法家思想的突出特点。历代尊儒反法派歪曲荀况为儒家,妄图抹煞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无不抓住荀况思想的“隆礼”特点。包括荀况弟子在内的历代法家,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透过“隆礼”的形式认清荀况的法家本质,也认为他是儒家。党内一些机会主义路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荀子·劝学》译评(书选)——法家教育思想选注之一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法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荀况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坚决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坚持法家路线,反对儒家路线。他对孔孟儒家的种种谬论及其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曾在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讲学,影响很大,这些都给予儒家学派以沉重的打击,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做出了贡献。     

论齐国政略特色

太公与管仲是齐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其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带有鲜明的齐法家特色,不仅与周公、孔子等儒家有原则区别,而且与三晋法家(秦法家属于三晋法家)也有显著不同.     

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黄巾起义与三国儒法斗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法家路线,同儒家大族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曹操和诸葛亮,就是这一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刘备与孙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执行了法家路线;其他如郭嘉等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和法家路线的先后推行,逐步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生产,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气焰嚣张的儒家路线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     

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国语》学史研究之二

战国时期是《国语》研究的萌芽期。《国语》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者的重视。就儒家而言，从《尔雅》《礼记》《荀子》中均能看出《国语》的影响。就法家而言，韩非子和管子学派均从《国语》中吸纳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试论韩非的教育纲领

韩非(公元前二八○年——公元前二三三年)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法家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先秦时期一位杰出的教育革新家。他在政治战线上同儒家进行英勇斗争的同时,也在教育战线上同儒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并在斗争中,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的教育革新经验和教育思想,从而提出了明确的法家教育纲领,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旧的教育史上竞严重歪曲和否定了法家的先进教育思想。旧的教育史是一部被儒家颠倒了的教育史。在用反动的儒家唯心主义历史观写的所谓的教育史,对于韩非,则采取孔老二“削则削”修《春秋》的笔法,一笔勾销。今天,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必须把这一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韩非的教育思想,给予应有的评价,并把韩非同儒家教育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同现实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这对我们以批林批孔为纲搞好教育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三条史料 四种手法——梁效伪造历史一例

“四人邦”利用历史反党,“邦义”连篇累牍,而《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这株毒草,确实“有着自己的特点”。梁效宣布:三国法家“人材辈出”,儒法斗争“波澜壮阔”,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都是“法家人物”,遂使三国成为“一个法家路线胜利的历史时期”。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这里剖析此文所引三条史料,便可窥知“四人邦”包藏祸心,手段卑鄙。梁效写道: “曹操、诸葛亮等人在同儒家反动路线的反复斗争中,从各方面推行了法家路线。在思想上,他们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使法家思想广泛传播,     

法家式的人物形象——《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韩非子》一书对孔子形象的描述 ,其中既有保持了原质性的孔子形象 ,亦有变异了的孔子形象。《韩非子》中变形的孔子形象即法家化了的孔子形象表现为两种状态 :其一是貌似儒家而实为法家的形象 ;其二是彻头彻尾的法家形象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一个篡党夺权、卖国投敌的严重步骤——揭开“四人帮”鼓吹“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在京、津的几个会议上,信口雌黄,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抛出一个“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谬论,叫嚷什么:“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但是它一出笼,“四人帮”立即策动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