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被嵌入了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致使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被剥夺而处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但是,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在赵树理、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笔下还是能够发现其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与主流话语相龃龉的＂民间＂话语。从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话语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张力结构。     

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

作为对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思,反思小说曾在新时期形成文学热潮并引起强烈反响。总体而言,政治是反思小说的主要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既体现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得失的总结与考量,也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情怀的表达或政治身份的诉求。就张贤亮、王蒙两位反思小说代表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张贤亮那里,政治苦难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唯是历史的馈赠,而且是政治浴火重生的熔炉。而对王蒙来说,即使历史曲折让知识分子遭受政治打击与精神扭曲,也不能改变他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少共"情怀。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论“新历史主义”小说与现代历史小说的亲缘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历史的发难,于一开始还是凭藉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历史话语在它那里,承当起了展示自我虚构的权力,并借以表达对于现实的焦虑,而这种作为在现代时期小说的历史观照里已经显现出来。由于时代启蒙理性的洗礼,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小说,开始浸润作家愈益明显的个我主体意识。故此,二者之间还是有着相等程度的亲缘性的。     

论扎西达娃早期小说的主题意蕴

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从创作内容与创作风格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5年以前的小说创作为早期小说,1985年以后的小说为后期小说。早期小说在主题上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旧观念碰撞引起的冲突和心灵震撼;二是藏族青年面对现实的困惑与迷茫;三是藏族青年对美好未来的渴望与追求。     

怪力乱神：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中的异在精神

从源头看,中国小说代表的是一种“异在”的话语精神。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小说话语的非主流性或说反主流性代表了一种风格,体现了等级差异和争夺话语权的倾向,小说浅俗的话语特点也注定了其边缘化的地位。在小说怪力乱神精神背后是反叛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追求,这种“怪力乱神”违背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中正精神,有纵情乱性的作用,从形式和言说方式上深含着“异在”精神的解构功能。《水浒传》体现了这种怪力乱神精神,并以人物形象、语言策略和意蕴氛围映现出来,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它由特定的结构组成,其构成因素与正统主流经典话语相异,表达了强烈的“异在”精神。     

试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

郁达夫的“自我小说”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本文试从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对郁达夫“自我小说”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的分析,阐释了其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涉及的空间和自我的情绪抒发上的差异,并从创作主体和个人地位境遇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谈张贤亮的近作《壹亿陆》中的两性关系

张贤亮近年发表的<壹亿陆>是他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要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改变了他以往知识分子的话语风格,建构了一种新的两性关系.论文将这部小说与他以前小说中的男权意识和女性形象作对比分析,得出男权意识遮蔽致使正面意义的女性形象缺席的结论.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

本文从社会、传播、个人三个层面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话语责任进行了探讨,并理析出了确立和承担话语责任的两个基点:立足于大众传播的性质和任务,立足于主体的认识和创造。文章认为,社会层面的责任承担,在为大众传播确定方向的同时,也为具体的有声语言创作确立了高远的目标;传播层面的话语责任是主体对大众传播作用具体化的认识;而在个体层面,话语责任则是指传播主体进行具体的语言创作、话语表达时所应承担的权利与义务。     

论中国现代散文从叙事向抒情的转换

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经过了一个从叙事到抒情的风格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也是作家意识形态的转换，是作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话语方式。因此，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呈现出散文在创建主流话语过程中的努力。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的散文创作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体现者，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个人抒情叙事消融入社会的宏大声音之中；以明喻为主要修辞手段的显在象征；虚幻的诗意。这其中的艺术得失值得人们进一步总结     

女性书写的两种姿态——张爱玲、张洁女性小说叙事话语比较

张爱玲、张洁的小说创作虽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可她们又形成了迥异的创作风格.张爱玲从女作家惯用的徜徉在情感和思辨的"自序传"中撤离,避免以主观意愿对她的人物故事的干预,用细节叙事来强化客观写实;采用让情境话语和叙述话语巧妙相融合的叙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张看"叙事姿态.张洁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主观倾诉型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带有显明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创作意图对故事的制约性;其二,随时介入故事的叙述人声音;其三,富有主观情感的叙事话语.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爱"、"恨"满腔的张洁.这种迥异的创作风格,是由不同的教养、文化背景、人生立场,文学观念等原因造成的.     

进化史观视角下的“旧社会”叙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若干女作家的创作为视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关于郁达夫的后期小说创作

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后期是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日在变化着的时代的审美要求，与郁达夫力图突破自己、适应这一要求所进行的新的艺术探索，使其缓慢然而却坚实地步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虽然由于其个人的深厚的艺术背景的牵涉，郁达夫后期的小说创作仍然留有某些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色彩，但是现实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独立而主导的创作精神出现了，并且，现实主义拓展了郁达夫创作的审美空间。郁达夫的这种转变是深刻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理论探索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评张恒学《悲剧美学》

张恒学专著《悲剧美学》，较全面地梳理中外悲剧理论，对简单依服主流政治话语进行悲剧美学批评与研究的做法进行深沉反思，又始终依据于社会—文化的基点，从新时期悲剧小说切入对创作实践中悲剧意识做了较系统的挖掘和分析．     

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兼论作品的多层次意蕴和多层次评论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张贤亮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已构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 本文不想考察读者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鉴赏不同反响谁对谁错是否深刻或迷误,也无意判断批评家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意见不同评判孰是孰非是否“过高”或“偏低”。我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因为张贤亮作品本身重要,才引起复杂的社会反响并导致批评界争鸣呢?还是因为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主体的泯灭与重生──余华论

本文从叙事话语的角度探讨了余华小说中的主体问题。全文将余华的小说创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处女作阶段和《一九八六年》中,主体是一个饱含忧伤与惊惧但仍具个人意识的主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他风格的成熟期——“无情世界”阶段的写作中,余华的探索一方面破坏了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所习于勾勒的进化论武世界图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滑向了能指的死亡嬉戏与狂欢,主体沦为阴惨盲动的物;在第三个阶段《在细雨中呼喊》中,写作者的感情在文本中开始复苏,余华重新回到早期对主体生命痛感的关注上来;接下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长篇叙事风格的大幅度转变,则意味着作家开始尝试用民间的视野来阐释主体。     

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

晚清新小说界首先选择政治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小说作为传播其"改良群治"和"新民"理想的文学载体,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乌托邦"小说与晚清时期个人观念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而晚清政治叙事小说的所得与所失也都与此密切相关.从"个人"及个人观念的角度分析晚清新小说中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现象,不仅凸显了它的基本特征,也对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作出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