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票价格关系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改革,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得到极大地提高,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与重视。结合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文章通过协整分析、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汇率与股价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市场上汇率变动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作用,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股票价格变动对汇率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股价与汇率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自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股价与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虽然以上海综合指数和各行业指数为代表的股价与汇率之间都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在因果关系检验与协整检验关系中,不同行业指数与汇率之间关系却不同。汇率与上海综合指数、上海商业股指数、上海公共事业股指数和上证综合股指数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汇率的变动对这几个变量不产生影响。唯一例外的是上海地产股指数是汇率的格兰杰因果。汇率分别与上证综合指数、上证地产股指数、上证公共事业股指数以及上证综合股指数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与上证商业股指数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汇率与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趋势,但与上证商业股指数没有长期均衡关系。     

贸易条件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再探讨

基于 1978-2006年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与贸易条件之间的长期、短期关系:从长期看,贸易条件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原因,贸易条件的恶化(改善)会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汇率贬值和(升值),贸易条件与名义汇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短期看,贸易条件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更密切.没有证据标明人民币升值会改善贸易条件.     

沪深A、B股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

分别研究了 1998- 0 2 - 0 9～ 2 0 0 1- 0 2 - 16以及 2 0 0 1- 0 3- 0 1～ 2 0 0 2 - 0 1- 2 2两个时间段之间的上海和深圳A ,B股市场之间长期和短期联动效应 ,分析了对境内居民开放投资B股对市场互动关系的影响     

南京市房地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的协整关系分析

利用1997～2008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南京市房地产价格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人民币汇率与南京市房价的关系进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南京市房价上涨的格兰杰原因,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南京市房价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现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控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进入中国的国际游资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将有利于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与股价的ARCH效应检验及模型分析

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加大,汇率与股价的关联效应开始显现出来,有可能导致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紊乱,所以两者的关联研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与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人民币各种汇率与股价的逐日数据所作的ARCH效应检验,得出相应的GARCH和EGARCH模型,并证明人民币币值与股价呈反向关系。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的实证研究——基于2005年汇改以来数据的分析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汇率风险日益突出,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我国商业银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汇改以来我国若干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从财务数据和银行股价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汇率变动对银行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股份制银行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汇率与股份制银行股价并不存在明确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     

购买力平价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汇率波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因此,加强人民币汇率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对抑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依据三变量购买力平价模型,选取2005年8月至2014年6月的最新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最后,从加快市场改革、稳定物价和完善汇率制度等几个方面为我国宏观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建议。     

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分析

利用ERER模型,以汇改为分界点分两个区间段对我国1997年～2006年间的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均衡汇率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偏离.2005年汇改以后,这种偏离程度逐渐减小,但仍有差距,目前人民币升值仍有较大空间.     

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Edwaids（1994）、Elbadawi（1994）ERE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Williamson（1985，1994）FEER模型关于均衡汇率影响要素的结论，构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影响要素的误差修正方程，通过人民币均衡汇率与实际经济要素（国民收入、贸易条件和技术进步等）和货币因素（通货膨胀率、利率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机制的分析，发现货币因素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波动的短期效应要大于实际经济要素的作用，而人民币均衡汇率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机制，实际经济要素在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人民币汇率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美国和中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中国需要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完全可以平衡。但是,美国一方面大规模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却对输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及甚至还算不上高科技的产品进行限制和封锁,这样,两个国家的贸易将难以平衡。“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抑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当然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从长期来说,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在政府的管理下由市场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从短期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受不起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变化的冲击,政府应该通过市场管理的方式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政府和学者不要被表面的国际收支顺差现象所迷惑。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时候,一定要堵截“热钱”的流入;在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的时候,一定要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是“热钱”造成的,我国政府却听任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宏观经济将遭受“热钱”流入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双重伤害。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票市场价格传导机制研究

汇率和股价是金融市场上十分重要的两个指标,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共同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由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将样本区间分为次贷危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次贷危机前后人民币汇率和上证A股指数之间均表现为汇率到股价的单向因果关系,并且次贷危机爆发前,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指数之间的传导表现为经常项目不显著,资本项目显著.次贷危机爆发后则相反,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指数之间的传导表现为经常项目显著,资本项目不显著.     

“新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与股价指数的关系研究

研究"新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股市的联动效应以及两者的传导机制。文章从国际资本流动和进出口贸易余额两个方面分析股价和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运用协整检验验证汇率与股价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两者间存在从汇率到股价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验证汇率对股价的影响大于股价对汇率的影响。建议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建立风险防火墙机制,防范风险在不同市场的转移。     

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联——基于双边汇率和多边汇率的研究

从多边汇率的角度,并以我国与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比重,作为衡量与贸易合作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存程度。发现在仅考察中美两国的双边汇率模型难以找出汇率与基本面变量的相关性;然而,随着纳入一篮子货币国家数的增加而构建较全面的多边汇率,将可得出汇率与基本面变量的协整关系,这将有助于窥探我国与主要贸易合作国家(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关联程度。此外,多边汇率模式也有助于改变传统汇率模型应用于实证上的解释能力。     

论商品效用与价格的关系

决定商品价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商品的效用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对价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以至使人感觉是效用和供求关系在决定着商品的价格 ,导致在市场活动中的错误导向。本文就效用与价格的关系做尽可能详尽的讨论 ,以求正解     

购买力平价对人民币汇率的适用性研究

文章结合经济背景及经济政策,采用以购买力平价模型为代表的传统汇率决定模型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研究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及模型能够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发展趋势做出有效的解释。此外,折线回归模型（虚变量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确实受到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因素的影响,使得人民币汇率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呈现出了折线形状,从拟合优度来看,折线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及制度效应。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国内物价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显著,真正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来自国外（美国）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和谐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商品经济的两种主要活动。在市场不完善和非均衡、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状态下,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不和谐的,需要政府发挥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地完善市场和推进市场均衡、健全法律法规和理性地发挥政府作为,能够促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