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学术文化的历史逻辑

在地域文化中,江南文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江南学人也以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形象有别于北方学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江南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化外,学术主体强烈的批判个性、学术题材的多元化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学术话语的重要特征。由于诗性智慧的非对象化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的内核是不消言说、只能静观的,这集中体现在其后的自然天道、玄学、南禅、心学、诗学等江南思想资源中;由于诗性智慧的整体思维的特点,江南学术文化思想与日常人生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表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人生的升华;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组成结构的松散,有利于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为此呈现出日渐繁盛的发展态势。江南学术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中自然诗性、善于怀疑发见、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与注重人伦秩序、代表着黄河流域的诸夏文化一起,以南北文化并立交融的姿态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以下简称《家风家学》)是王永平在十五年来研究两汉江东士人群体和六朝侨、土世族的基础上，继近年发表的(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考略)、(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及其原因)等论文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     

东汉末年中原士民迁徙扬荆交三州考——兼论永嘉迁徙前客家先民的早期形态

东汉末年 ,中原士民为避兵燹 ,开始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南迁。孙吴统治的扬州、刘表经营的荆州及远僻岭南的交州 ,较之战乱不已的中原尚处于相对安宁的状态 ,因此成为中原士民南迁过程中重要的栖止地。大量中原士民的南迁 ,对江南地区政区的建置、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成分的改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探讨客家的源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

晋室南迁,也将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并与吴越文化融合为新型的江南文化,从而赋予了江南都市以诸种文化品格,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声色之风等,而兰亭修禊更是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的永恒象征.     

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

近代出版新知识群体几乎全部集中在南方出现，这和南方出版活动的兴起并渐领风骚有着很深的关联，和南方地处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前方以及中西文化交汇点有关，也和近代商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近代出版的第一个群体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派在１８６７年兴办的译书机构，也是晚清由官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它是由徐寿、华蘅芳等建议曾国藩上奏获准设立的。１８６８年翻译馆在上海正式开馆后，先后聘请参加译书的有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秀耀春；美国人有玛高雅、林乐知、金楷…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江南士人群体与太平天国文化冲突述论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 ,因需才之殷 ,曾与江南士人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互动。但太平天国政权由于缺乏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双方文化冲突的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并随时间推移渐至表面化、公开化 ,最终导致士人群体离异天国的行为实践。士人群体与天国文化冲突 ,主要表现在 :消极应付、文化抵制、文化嘲讽、文化对抗。     

一部研究上古江南经济的拓荒之作--读《秦汉江南经济述略》

司马迁在论及江南社会经济时说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 ,“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此语既说明了江南从远古起就是一方风调雨顺的富庶土地 ,亦揭露出至司马迁作《史记》时 ,江南经济开发程度之低 ,生产和生活水平相对于中原发达地区不可同日而语。然何以如此 ,《史记》并无细言。中经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 ,由于江南人民的辛勤劳作、积极开发以及中央行政管辖的加强 ,江南经济状况大有改观 ,经济地位相应提高。但是 ,秦汉时期江南经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取得了什么成果 ,江南经济有何区域特色 ,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其他方面…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江南文化的结构、互动与思想基础

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后在长三角地区兴盛的特色区域文化,它在结构上存在三个层面,即乡村文化、市镇文化和都市文化,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是作为中间体的市镇文化。互动是江南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据,既存在自我纵向互动,更存在空间横向互动,最大力量是商业资本,最重要群体是商人,尤其徽商举足轻重。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强大思想支撑,朱子之学是维系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事功主义思潮和“心学”思想是提供活力的精神源泉。     

论元代私家藏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蒙古入主中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中原学术文化受到巨大的破坏,儒生被屠戮、被奴役,文化典籍被损毁。当时的一些藏书家肩负起保护和传承中原学术文化的重任,呈现出有别于前朝的新特点,从中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学术文化既压制又利用的态度,亦可窥见元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态变迁。     

习俗移人:明清知识群体视野下的吴文化中心转移

明清时代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江南地区都成为了当时全国的重心。然而,在江南地区内部,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吴文化区内部,却存在着文化中心东移的现象,即由苏南地区逐渐转移到了上海地区。文章尝试利用明清知识群体留下的相关记载,来探究在这些对世事变迁感受较为敏锐的文化人眼中新兴的海派文化是如何在与苏南传统文化的博弈中逐渐胜出,进而对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共存等问题进行思考。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论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成中的"江南元素"

从文化审美的维度来说,"江南"不仅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生成中,"江南元素"及其所代表的唯美主义情怀和理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由于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现代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是"江南"作为一种诗性的文化审美元素,一种意义重构的精神元素,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生成中具有一种精神导向性和理想建构性的功能,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能够以诗性的情怀传达出现代中国人渴望富强、迈向自由,置身于世界强大和先进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及人文风习

魏晋南北朝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伴随周边少数民族竞相涌入中原，无数汉人却为躲避战祸陆续西徙。吐鲁番一带，土地肥沃，西汉时即已辟为汉军在西域的屯田中心，东汉、魏、晋沿袭开发，日渐成了饱尝兵刀颠沛之苦的人们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河西、陇右等内地的汉人聚居，迅速在这里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出现了汉人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亦自成体系。作为中原文化的负载者，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中，在东西交通的孔道上，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和人文风习如何，笔者试作一概述，愚安之见处，尚祈方家斧正。“民以食…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盛时期,这是所有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术界以往研究唐宋文化问题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有名位的上层士人群体上,而忽略了人数众多的下层士人群体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文章通过钩稽杂史、笔记、方志等大量资料,归纳总结唐宋时期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下层士人通过地方官学、私学、书院、家学等途径传承文化,通过游历、游学等方式交流传播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外传和异域文化的引进;通过说唱等通俗形式,加强文化的大众性传播和普及,他们对唐宋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